馬嘯：疫情次生危機衝擊欠發達國家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肆虐至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感染人數超過1800萬。疫情已經對各國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但是疫情對世界政治經濟的深刻影響還未完全展現，尤其是對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相對更脆弱的欠發達國家的影響。

與發達國家相比，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系更脆弱和單一，這就意味着為了控制疫情所採取的特殊措施可能無法長期執行。目前各國為了控制疫情所採取的通行做法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居家辦公、關閉部分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等。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對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造成了衝擊，造成了經濟活動的萎縮和政府財政收入的下降。今年5月中旬，一位巴基斯坦官員在與筆者交流時表示，該國已經實行了將近一個半月左右的“封城（lockdown）”措施，這已經是該國可以承受的極限。不少發展中國家面臨類似的局面。這些國家本來已經受到債務等經濟問題的困擾，疫情之下，政府正常收入下降，還需要額外的資金應對疫情和進口相關醫療器械與藥品等物資。因此，社會無法承擔經濟長時間停擺的後果，而一旦放鬆防控措施，疫情反彈，則將進一步延緩經濟復甦的進程，形成惡性循環。

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脆弱性還體現在對單一產業的依賴。這些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支柱往往是大宗商品（例如石油、天然氣、礦產、木材、農產品等）的出口。不僅政府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部分發展中國家對能源的出口依賴達到90%以上），這些行業也承載了大量的本地就業。由於美國、歐洲等主要市場受疫情影響經濟放緩甚至萎縮，對大宗商品需求下降，將對這些產品的出口國經濟形成較大的衝擊。這種衝擊已經體現在今年3月份以來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下滑。

由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很容易發酵為社會政治問題。不少發展中國家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積累了一些社會經濟問題，這些問題所積累的不滿情緒容易被疫情引發的失業、政府抗疫不力等問題所重新激發，進而引發社會動盪。例如上週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就發生了反政府的遊行示威活動，抗議者的主要訴求是表達對政府腐敗、通貨膨脹、食物短缺等問題的不滿。值得一提的是，各國政府在抗擊疫情中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封城、隔離等限制個人自由的措施，需要在民眾的理解和主動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夠成功執行。如果一個國家本身治理問題重重，政府動員能力不強，那這些抗擊疫情的強制手段不僅無法達到預期，還有可能進一步激發民眾的牴觸心理，進而埋下社會動盪的種子。

疫情對不少發展中國家政治的影響還不只限於街頭抗議。不同國家的執政聯盟（例如執政黨、王室、派系、軍隊成員）中非正式的權力分享在維繫該國政治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同於那些有成熟政治制度和悠久政治傳統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執政聯盟往往通過少數執政精英個人間的關係維持。疫情所帶來的經濟下滑和社會動盪很容易對這些國家原有的權力格局和精英關係形成衝擊，進而造成高層政治的動盪。而且，由於其政治體系的基礎薄弱，高層政治動盪可能對整個國家的治理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嚴重損害。不過，這種影響的傳導可能需要一定的時間，就如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衝擊也經歷了2年時間才在中東和北非引發了“阿拉伯之春”。在接下來的幾年，不排除一些經濟社會政治體系較為脆弱的國家受疫情的直接和次生影響衝擊，發生政治動盪甚至政權更迭。

最後，由於疫情全球傳播的特性，不排除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客會為了選舉需要，將矛頭指向國外，將疫情傳播和經濟下滑“甩鍋”給其他國家。未來幾年，可能會有更多打着排外和民粹主義旗號的政治家登上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舞台。這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作者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