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國內大循環與對外開放是統一的

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央多次提到要“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些海外媒體把關注點更多放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上，認為“這是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逼迫的被動應對”，擔憂中國是否會關起門來封閉運行，甚至還有人認為“中國要停止開放”“中國發展將向內轉”。這都是對“雙循環”新格局尤其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誤解。

謀求發展、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大戰略

加快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在外部環境深刻複雜變化和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背景下的主動調整，是推動我國從原有的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對分離，轉向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通過暢通國內循環推動更高水平參與國際循環，又通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推動建設普惠包容、平衡共贏的開放型世界經濟。

改革開放後，我國從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起步，逐步擴大對外開放，1988年中央提出“沿海發展戰略”，利用我國充裕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與國際資本和技術嫁接，發展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加快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產業升級，逐步成長為“世界工廠”並在2011年躍居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與此同時，在全球範圍總體上形成以美歐為消費市場和研發中心，東亞特別是中國為生產基地和製造中心，中東拉美為能源資源輸出地的“大三角國際循環”模式。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我國參與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模式面臨挑戰，對投資和出口以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造成內需與外需不平衡，投資與消費不協調，工業比重過高且附加值低，服務業發展滯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趨於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資源環境約束持續強化等問題。在此背景下，我國提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從國際上看，“大三角國際循環”模式也暴露出問題。美西方出現過度消費、過度負債，製造業空心化、中等收入羣體萎縮，民粹主義滋生等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推動全球化發生重大轉折，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收縮，逆全球化思潮抬頭。新冠肺炎疫情加劇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大三角國際循環”模式大有走向終結的勢頭。

可以説，“雙循環”是我國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大戰略。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要求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但如果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已經形成內需主導的經濟體系，在中美摩擦加劇、全球化進入低潮期和一些國家試圖推動“去中國化”的背景下，我國就是放棄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也能夠完全依靠國內經濟大循環實現經濟發展，這種想法也是幼稚的。

事實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活動都不可能完全封閉起來運行。我國早已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體系，即便是擴大內需，也離不開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配合，產業技術進步也離不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封閉起來脱離世界主流，只會拉大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國內經濟大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國參與國際循環遇到一些阻力和挑戰，並不意味着國際循環重要性的下降。那種認為國內大循環可以封閉運行的觀點，事實上會自覺不自覺地起到助推經濟“脱鈎”作用，從根本上講不利於我國經濟發展。

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打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和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從根本上説是一體的。高水平開放，就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打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就要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更加積極主動推進深化改革，促進國內規則規制更好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更好聯通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

應該看到，我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的開放程度仍然是偏低的，距離經合組織國家平均開放水平仍有差距。打通國內經濟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有助於提高我們整體的開放水平。一方面，打通國內經濟大循環，有利於我國企業提高在國內市場競爭力，更好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另一方面，有助於更好發揮外商投資企業“外引內聯”的獨特優勢，通過實施好《外商投資法》及配套法規，放寬市場準入，進一步營造保障外資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更大限度地挖掘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的潛力，維護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作者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