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紅：西方民粹主義正在“升級換代”

當下有種聲音認為，新冠病毒削弱了西方民粹主義者，民粹政客因應對不力而聲望暴跌，右翼民粹主義的“膿包”將被擠出。但同時也有人認為，疫情危機帶來了新的大眾政治議題，助長了民粹主義的氣勢。實際上，這兩種觀察都不能算錯，但很難由此得出民粹主義退潮或漲潮的結論。筆者認為，民粹主義作為現代西方難以擺脱的週期性困擾，仍然不會離開西方政治舞台，而且疫情之下它還在進行着“升級換代”。

民粹主義很難如一些自由派所願，像一個“膿包”被疫情擠出。這一判斷出於兩個關鍵原因，一方面，歷史經驗表明，民粹主義從來都是危機的產物，經濟危機與社會結構重大改變是其產生的主要條件。從美國的情況看，這場疫情觸發了從經濟衰退到社會危機的連鎖反應，挑動了普通大眾的不滿與憤怒，圍繞着是否戴口罩、是否復工、是否重開學校，大大小小的民眾抗議浪潮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導致2016年民粹主義高潮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被解決，其中最棘手的兩個問題在疫情期間繼續惡化，一是嚴重的貧困與不平等。這是西方“豐裕社會”的沉痾痼疾，更是新自由主義主導全球化的惡果，為了應對疫情衝擊，各國政府出台各種救市和濟困措施，但仍無助於解決積累已久的財富集中和分配不公問題；二是尖鋭的種族矛盾和文化衝突。疫情期間，美國爆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全國性種族衝突，社會割裂和政治極化沒有因疫情而得到緩解；在歐洲，收緊邊界管控的措施推高了民族主義情緒，為右翼民粹政客繼續煽動反移民、反歐盟提供了條件。

當然，這場疫情危機並非簡單地為西方民粹主義提供新議題和新空間，民粹主義也不是簡單地重複疫情前的“社會運動+選舉動員”的反建制路徑。在逆全球化浪潮久久不散而公共衞生危機突如其來的當下，西方民粹主義得到了一個“升級換代”的契機——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雙重疊加將催生一個西方社會未曾經歷過的“威權民粹主義”。

在21世紀西方政治語境下看，民族主義可謂是全球化的副產品，是2008年以來西方民粹主義右翼化的重要推手，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在2016年最終完成。這種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民粹主義解構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體系，衝擊了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它主張強化被全球化或歐洲一體化消解的國家主權和領土邊界，維持類似所謂“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利益。疫情期間，病毒恐慌被一些西方民族民粹主義者演繹為對外部因素的恐慌與排斥，從而激發出一種“恐懼的情感與文化”，加劇了各種“脱鈎”趨勢和政治右翼化。新冠疫情還助長了國家主義思潮在西方的興起。在這場被認為只有民族國家才能應對的新冠疫情中，國家在動員、組織和調配抗疫資源等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解決失業激增、經濟衰退、不平等加劇等社會問題時更是無可替代，事實上，各國中央政府都在此次抗疫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行政權力和政治權威。民粹主義天然地具有一種國家依賴，它在左翼的維度上強調國家擴大福利、救濟失業和保障公平，在右翼的維度上要求國家執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維護民族利益，無論哪一端，疫情危機都為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合流提供了機會。

簡言之，在反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危機之中，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同時疊加到西方民粹主義之上，必然會強化其右翼化和威權化取向，動搖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一種可稱為“威權民粹主義”的升級版本呼之欲出。（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