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興春、鄒珍妮：跟風美國，折射印外交“利益偏狹”

最近，在印度有關部門出台禁用中國設備及59款中國手機應用等反華排華措施之後，印度媒體又聲稱，印度方面又禁用了新一批數十個中國應用。印度這一連串動作毫無疑問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但同時也損害了印度自己的利益。很多人對印度政府的外交決策和行為不理解，為什麼印度普通民眾的利益及訴求在政策中很難被考慮？

其實，這跟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階層分化有很大關係，延續了三千多年的種姓制度雖然在印度已經不合法，但種姓制度的影響仍然無處不在。即使有個別出身低種姓階層人士取得成功，如成為知名學者、科學家、企業家甚至總統，但上層社會對中下層社會的歧視、忽視仍是常態，階層間情感和利益的隔離彷彿存在“兩個印度”。

上層社會感情靠近舊殖民宗主國。200多年的殖民統治雖然給印度造成深重苦難，但承受苦難的主要是社會中下層，上層社會成為殖民統治者的代理人，很多還被培養成統治精英，他們有英國人一樣的思維。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曾經講“我是統治印度的最後一個英國人”。現在，印度精英階層的思想情感和所謂的價值觀接近美國等西方國家，他們從小學英語，看西方的媒體，到英美留學。很多人以西方，特別是美國英國的思維和視角看世界，覺得印度已經是一個大國強國，甚至是“發達國家”，主張印度和美國是“天然盟友”，想依靠美國來抗衡中國。

印度中下層社會找不到出路。因為世代貧窮，印度中下層民眾難以接受基本的教育和醫療，獨立70多年後，印度的文盲率仍高達30%。很多中下層青年別説學英語，就是印度官方語言印地語也不會，多數只會説本地的語言，有些人一輩子也沒有走出過落後的鄉村。

在社會分裂的“兩個印度”中，上層社會處在頂端，享受着底層社會廉價又温順謙卑的服務，他們覺得現在的生活已經足夠美好，缺乏推動國家快速發展的動力。因為快速發展意味着很多中下層社會人士會獲利成功，可以跨越階層。比如，印度一個大學教授的收入可以請得起家庭專職司機、保姆和清潔工，因為司機的月薪只有約1000元人民幣，保姆和清潔工500左右就夠。如果印度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必然帶動勞動力價格上升，另一方面會讓本來甘於現狀的底層勞動者看到人生希望，這會讓上層人士的社會優越感和生活舒適感大大降低。

限制中國投資和商品，禁用中國軟件，讓印度政府和領導人享受了特朗普試圖與中國脱鈎的感覺，結果讓中下層民眾失去工作機會和價廉物美的進口商品。限制中國電信和電力設備，會讓對價格極其敏感印度中下層民眾承受更高的電費、通信費。印度新冠疫情已經是世界第三，上層人士可以隔離在家裏享受生活，而底層窮人卻不得不冒着感染風險出外工作謀生，因為禁足在家可能會讓整個家庭陷入生存危機。

正是上層社會精英更多出於自身階層利益的考慮，印度的國家戰略目前仍做不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很多社會公認的有利發展的改革無法推進。在外交上，印度的國家利益，其實主要是上層精英狹隘的利益，承擔苦難的主要是中下層印度人。（作者分別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成都信息工程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