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鐳：堪培拉丟了“交朋友”的寶貴智慧

雖然出於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等考慮，印度一直拒絕澳大利亞在印太發揮更大影響，但今年以來堪培拉一面努力爭取加入印度“馬拉巴爾”聯合軍演，一面推出未來十年期的鉅額新版國防預算，並與美國在“2+2”對話會上商定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合作，這些行動已不單單是對美國的附和，而是某種意義上的主動挑事。澳大利亞一些政治人士不無憂慮地指出，澳美如此挑動地區緊張局勢可能會導致“擦槍走火”，甚至不排除會引發“熱戰”。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漫長的冷戰歲月後，亞太地區各國民眾率先認識到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因而在上世紀70年代便逐漸摒棄各種名義的冷、熱戰，開始了漢斯·摩根索和約瑟夫·奈稱之為“複合依存”的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國家間互利合作，這才有了亞太地區新興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的接踵而起，乃至整個地區的整體性崛起。

澳大利亞並沒從二戰後追隨美國的歷次戰爭中獲益，相反它在越南戰爭中不僅蒙受了巨大的人、財、物損失和社會撕裂，而且經濟在戰後曾長期萎靡不振，失業率高企，以至於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預言，澳大利亞將於世紀之交淪為“亞洲貧困的白人垃圾國家”。但是澳大利亞很幸運，中國經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迅猛增長不僅幫助吸收了歐美等發達國家無法消化的澳大利亞鐵礦、煤炭和天然氣等資源，而且推動了澳大利亞旅遊、留學等“無煙工業”發展，使澳大利亞進入了史無前例的長達30多年的經濟繁榮期。

因為沒有戰爭的殘酷殺戮，只有合作共贏的和平紅利，澳大利亞經歷過戰爭歲月、具有戰略思想的政治家們，如霍克、基廷、霍華德等均表示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並積極構建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旨在推動亞太地區一體化的“大家庭”。陸克文、吉拉德和阿伯特等前總理更將中澳關係由“貿易伙伴”依次推高至“戰略伙伴”和“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現任總理莫里森口頭上表示“歡迎中國崛起”，但行動上卻在大幅增加軍費開支，並給美國擴大在印太駐軍規模和軍備部署提供條件。實際上，前總理霍華德早在2005年會見美國總統小布什時就曾指出“澳大利亞歡迎中國崛起”，並認真闡述遏制中國不僅是不負責任的，而且是危險的政策。他還特別指出中國的國防現代化是為了維護其日益擴大的利益。

只要稍具一點客觀視角，就能明白中國的國防現代化是適應世界新軍事變革發展趨勢、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需要，它很大程度上是外部誘發，帶有適度合理和強烈的“防禦和拒止”特徵，而非進攻和侵略性質。澳大利亞不少有識之士指出，如果真為自身以及地區利益着想，澳大利亞就不應該對美國亦步亦趨，而應與中國這種“和平的力量”共尋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之路。作為美國傳統盟友，澳大利亞在進行任何自主行動的時候難免會面對華盛頓的壓力，但學會“在維繫老朋友的同時結交新朋友”，正是對澳大利亞政治智慧的考驗。過去它也並不缺乏這樣的理性和寶貴智慧，只是現在弄丟了。

將澳大利亞帶入持續經濟繁榮的前總理霍克曾告誡，維護“亞太大家庭”的和平與發展紅利是每個成員的責任。事實也是，中澳兩國都是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受益者，兩國在經濟自由化和貿易便利化等問題上有着極為相似和相近的觀點，也都是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支持者與推動者。鑑於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來之不易，本地區每個國家都應格外珍惜和愛護。無論出於澳大利亞自身利益，還是本地區的共同利益，澳大利亞都不應再鼓動衝突甚至戰爭了。（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