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羣、孫鼕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喚起巨大凝聚力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近代以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分割和掠奪喚起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整體——中華民族的覺醒。其中，又以抗日戰爭空前增強和深化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在抗日戰爭勝利75週年即將到來之時，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

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

“中華民族”這個專稱始見於清末。1901年，梁啓超在《中國史敍論》中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在此基礎上，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對“中華”一詞作了説明，並首次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當時梁專指漢族）。此後不同歷史階段，許多政治家、學者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持久熱烈討論，章太炎認為中華民族等於漢族，孫中山先提“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後提“五族共和”，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上世紀80年代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等等。總的看，討論越來越趨於認為中華民族是由中國境內多民族長期發展交融而成的更高層次的民族共同體。而這一認識不斷提升的過程，同時也是中華民族180年來為獨立、解放和富強而不斷奮鬥的過程。

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之前，中國就同世界上各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交過手，各族人民相互支撐，在各個方向上都開展了激烈的反侵略鬥爭。僅就少數民族來説，在東南方向，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四川、貴州、湖北等省數千名藏羌等民族士兵千里迢迢赴浙江前線抗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英法聯軍侵入京津地區時，大批蒙、滿族士兵投入抗敵；在東北方向，達斡爾、赫哲、鄂温克、鄂倫春、滿等族人民長期堅持抗俄抗日鬥爭；在西北方向，新疆各族人民配合清政府軍隊擊敗阿古柏匪幫，從沙俄虎口中奪回伊犁；在西南方向，廣西各族人民打敗法國軍隊，奪得抗日戰爭之前中國對帝國主義列強戰爭的重大勝利；在西藏，藏族人民兩次進行了抗英戰爭；在台灣，各族羣眾對日本佔領進行了長期的反割讓鬥爭，舉行霧社起義……凡此種種，使得各族人民逐步認識到：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是次要的，我們都屬於“中華民族”才是最重要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

“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是在清末民初，但這不意味着中華民族此前不存在。如費孝通所説，“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近代以來發生的，只是中華民族從自在民族變成了自覺的民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民族實體、本體，而不是簡單地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給予一個名義上的統稱。各民族之間的差異無疑將長期存在，但各民族作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才是中國民族關係的根本與主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隨着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充實、深化，不僅使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免遭亡國滅種，而且為取得後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民眾基礎。

抗日戰爭促進了認同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手是武力佔領，一手是政治分化，其中特別企圖利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域複雜的民族關係和民族矛盾進行威脅、挑撥、拉攏、瓦解。日本帝國主義比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民族國情有更多瞭解，其分化工作更接近於全方位，幾乎做到無孔不入。在東北，以“民族自決”為幌子炮製“滿洲國”，模仿“五族共和”設計出一個“五族協和”的族羣政治架構，把日本人納入“五族”並享有一切優先權，分化瓦解東北人民抗日力量。在內蒙古，企圖將現內蒙古東部建置為隸屬“滿洲國”的“自治區域”，進而搞成“蒙古國”，最後建立由日本控制的內外蒙古一體的“大蒙古國”。由日本軍部運作，極力欺騙拉攏信眾眾多的中國穆斯林社羣，在北平成立所謂“中國回教聯合會”，企圖在中國北方建立一個東起察哈爾、綏遠，經寧夏、甘肅、青海，西至新疆的親日地帶，隔絕中蘇之間陸上聯繫，進而在寧夏、甘肅、青海成立“回回國”。在新疆，日本參與“東突”勢力於1933年在喀什搞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圖謀介入新疆政治，把新疆變成包圍蘇聯的一環。在西藏，派遣情報人員搜採政治情報，拉攏高層人士訪日，多方籠絡地方勢力。如何打破日本利用中國民族問題從政治上分化中國並配合戰場作戰的罪惡圖謀，不能不成為決定抗日戰爭勝敗的一個重大課題。

中國共產黨在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過程中高度重視民族問題。1937年8月中共洛川會議所提出的“十大救國綱領”中就明確將“抗日的民族團結”問題擺在十分重要位置上，號召“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共同抗日，強調“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徹底地戰勝日寇”。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再次提出“團結中華各民族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毛澤東同志在全會報告中對此作了詳細闡述，明確提出：“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內各個黨派各個階級的，而且是國內各個民族的”，把“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作為當前抗日的重要任務。他所提出的各項措施，不僅體現了中共在抗日時期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妥善解決了抗戰特殊時期的民族關係問題，動員和吸引了少數民族民眾投身抗戰，也使中共的民族工作理論和政策更加趨於成熟。

“九•一八”事件爆發不久，東北漢、滿、朝鮮、蒙古、達斡爾、鄂倫春、鄂温克、錫伯等各族人民就在中共滿洲省委的“武裝抗日，保衞家鄉，保衞東北，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號召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特別是在游擊戰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其活動的地區大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或雜居區，軍中有大量少數民族戰士。因為有了東北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和直接參加，抗日聯軍堅持鬥爭10餘年，牽制了數十萬日偽軍，殲滅日軍數以萬計，有力地配合了全國抗日鬥爭。

蒙古族人民響應中共內蒙古特委“團結全國各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號召，紛紛參加和組織義勇軍、救國軍、自衞軍等抗日武裝以及各種抗日民眾團體。1932年內蒙古西部各族人民在綏遠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組成的“蒙漢抗日同盟軍”一度將日軍趕出察哈爾。

回族以小聚居和分散雜居為特點，在日軍佔領的每個地區，回族人民都遭受到殘暴統治和血腥屠殺，幾乎在所有的敵佔區回族人民都組織起抗日武裝。著名的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6年中進行大小戰鬥870餘次，殲日偽軍3.6萬人。冀中回民響亮提出“我們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之一，我們有先天抗日任務”的口號。

抗日戰爭對中國民族關係的深遠影響

抗日戰爭起於東三省，戰爭結束時正面戰場主要分佈於大西南，這兩大區域都是我國少數民族人口比例較高區域。少數民族投身抗日貫穿於戰爭始終，作出重大貢獻。

——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族抗戰。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清政府面對西方列強屢屢戰敗，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權最後的態度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各民族民眾只有痛心疾首，看不到出路所在。社會相當多的人認為，國家是皇帝的，割地賠款只關係皇權的榮辱，非關社會的共同命運，整個國家自然形同散沙。而經過近百年的磨難和抗爭，進入抗日戰爭，國家、社會、民族、個人整合於“中華民族”的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的榮辱得失關係到每一個人，中國終於有條件有效動員全社會力量，焦土抗戰，不勝不止。數千萬少數民族同胞被廣泛發動起來投入各種形式的抗日鬥爭，這是此前歷次反侵略戰爭所未曾有過的。

——使抗戰獲得戰略縱深和廣闊的大後方，徹底打亂了日本滅亡我國的步驟和計劃。1938年武漢會戰後，抗日正面戰場逐步退入中國西部地區，直至抗日結束，相當一部分重大戰役是在湘、鄂、桂、滇、黔打的。少數民族民眾大面積直接參加戰爭, 首先意味着日本帝國主義分化中國民族的政治陰謀被完全粉碎, 而少數民族以自己世代生活的地域為作戰範圍,牽制和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則為中國軍隊以劣勢裝備同日本軍隊打持久戰提供了廣大回旋餘地。

——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國持久抗戰。我國西部少數民族聚居區一般經濟落後、民生貧困、自然條件艱苦，而民眾不惜傾家蕩產，支持抗戰，始終如一。貴州當時全省人口為1050 萬, 僅1938 年到1942 年,徵兵竟達45.7 萬多人。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雲南共送42萬各族子弟上戰場。

——建設並保障國際交通線。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一度被日本完全佔領, 雲南、新疆成為中國與國際社會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線保持陸空聯繫,獲得國際援助，打破日本軍事和經濟封鎖的最後通道。由雲南聯結境外的滇緬公路自1937 年開工，沿線10餘縣20餘萬各族人民自帶乾糧和工具,在懸崖峭壁和深谷急流中肩挑人扛、劈石修路, 為此付出生命的就達2000 多人。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 雲南各民族同胞繼之以馱馬運輸。新疆增開了至印度的國際驛運, 各族同胞趕着馬匹運送國際援華抗戰物資。聯結中國的國際抗日交通線始終未被徹底切斷。

抗日戰爭也對中國民族關係及少數民族的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成為各民族共同走向全面進步與發展的歷史節點。

——經過抗日戰爭的洗禮，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再被視為某一個民族的復興，而是包括漢族和所有少數民族在內的共同復興，從而極大增強了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喚醒和強化了國家意識。

——抗戰爆發後, 大西南等地區成為抗戰大後方, 一批東部企業內遷至此，一批機場、公路、鐵路在這裏興建，一批科學、文化、教育工作者從內地遷來。這對於當地經濟和文化教育落後面貌的改變產生了積極作用，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流交融。

——抗戰爆發前, 由於條件的限制,少數民族對中共的方針政策及真實情況瞭解不多, 甚至有着許多誤解。抗戰爆發後,中共全面抗戰路線和平等團結的民族政策，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艱苦奮鬥，以身作則”“獎勵廉潔，禁絕貪污”，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和錯誤百出的民族政策，國統區“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形成鮮明的對比。少數民族逐步認識到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才代表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代表中國的未來，從而堅定了跟中國共產黨走的決心。

日本的入侵，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慘重的災難，但與中國近代史上歷次對外戰爭結果卻完全不一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各民族已經有了“中華民族”的共同覺悟。可以説，抗日戰爭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增強而勝利；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又因抗日戰爭的勝利而進一步增強，從而喚起全民族不竭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作者分別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辦公室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