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發展戰略

發展是個充滿魔力的詞彙。幾乎所有國家都把實現發展列為頭等大事。然而，世界上近兩百個國家，真正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屈指可數。導致發展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沒有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戰略。

發展中國家並非註定落後。只要政策路線正確，後進國家同樣可以逆勢崛起，彎道超車。格申克龍曾指出，落後國家可以在與先進國家完全不同的條件下發動工業革命，甚至可以越過先進國家工業化過程的某種階段，實現跳躍式發展。但完成這種轉變是需要條件的。其中最重要一點便是落後國家的政策。如果落後國家政府未能結合本國社會經濟環境適時地推行恰當的支出、税收、金融與外貿政策等，那麼落後國家中原有的“落後劣勢”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將不斷增長，就可能“錯過”其落後的優勢本可以為其提供的爆發工業革命的機會。

傳統的發展理論主要有兩種路徑：一種是旨在謀求與全球產業鏈高度融合的“比較優勢論”，體現在實踐中就是“出口導向戰略”；另一種則是減少與外部經濟聯繫的“中心—外圍論”，其實踐體現就是“進口替代戰略”。兩種理論各有利弊：“比較優勢論”順應了經濟全球化潮流，但忽視了經濟開放的負面作用，很容易在發達國家競爭下喪失自主性，導致邊緣化和貧困化；“中心—外圍論”強調經濟替代，誇大經濟開放的負面影響，很容易出現自我封閉、經濟低效、尋租腐敗等問題。尤其在經濟相互依存度加大、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在封閉條件下謀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説到底，兩大理論看似尖鋭對立，實則方法論一樣，二者都是用片面、靜止的觀點看問題。

在這方面，中東國家探索發展之路更多是歷史教訓。它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斷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鼓舞下，中東國家紛紛採取“進口替代”戰略，初步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國家畢竟還處於篳路藍縷、埋頭苦幹的工業化早期階段。但部分阿拉伯領導人渴望立竿見影的經濟成效，從70年代初開始，以埃及為代表的阿拉伯國家放棄進口替代戰略，轉而推行“開放政策”。按照薩達特的設想，通過將埃及的人力資源、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美元、西方技術相互結合，最終促進埃及經濟發展。有道是“立一等目標，成二等事業；立二等目標，成三等事業”。埃及將自身定位在“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低端位置，同時將經濟振興寄希望於海灣和西方，這注定無法實現。從實際看，沒有自主性的開放政策，導致埃及等國“去工業化”進程加快，最終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經濟困境。

事實上，除了“比較優勢論”和“中心-外圍論”，還有一種發展策略就是“競爭優勢戰略”。這種戰略依賴於規模報酬遞增、邊做邊學、不完全競爭，以及經濟發展速度等一系列相關現象來實現經濟增長。強調發揮勞動者和國家的主觀能動性，通過發展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發展不平衡是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永恆規律。事實表明，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其經濟狀態都不是一成不變。發達國家誘導發展中國家採取“比較優勢戰略”，原本想利用自己的優勢產業擊垮對方的幼稚產業，始終維持產業鏈上游位置。但“人算不如天算”，發達國家政治精英基於霸權利益的大盤算，抵不過壟斷資本家基於資本邏輯的小算盤。在“平均利潤率持續下降”的規律驅使下，一心謀求利潤最大化的產業資本家，主動或被迫地將工廠搬遷至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更加便宜的發展中國家，由此導致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國內經濟日趨蕭條。而那些承接了外來產業的發展中國家（如東亞國家），則日漸變成新興經濟體，經濟蒸蒸日上。

同樣地，關起門來搞發展也行不通。奉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國家，並未因與國際經濟體系“脱鈎”而實現發展，反而因市場封閉導致經濟低迷。但這些國家後來又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從進口替代直接轉向全面開放，結果導致經濟依附性發展，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相比之下，“競爭優勢戰略”更符合大國間興衰更替的歷史現實。“在進口替代型工業化與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之間的區分，往往是人為的。大多數完全採取進口替代型工業化戰略的國家，都繼續出口原材料來為進口替代型工業化提供資金；大多數採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的國家，同時也採用進口替代型工業化的做法。”

東亞國家的經濟成功，靠的就是“以變應變”、在不同階段奉行不同的發展戰略，但最終落腳點都是謀求“競爭優勢”。日韓等國國土狹小、資源奇缺，因此在工業化初期奉行“貿易立國”戰略，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待到通過外貿賺得“第一桶金”後，便轉而奉行“產業立國”戰略，不斷提升產業鏈水平，最終邁入發達國家行列。有學者指出，日韓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發展型“國家主義”，既不是基於自由市場的“價格矯正”，也不是基於通過“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下的國內產業保護，而是基於政府密切監督下的出口激勵和出口補貼信用。

由此觀之，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脱困境乃至實現趕超，既不能閉關鎖國，也不能指望開放“躺贏”，而是奉行力爭上游的“競爭優勢戰略”。即在有序的對外開放中堅持主體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本國政府和人民的主觀能動性，不斷從產業鏈下游向產業鏈上游進發，最終化繭成蝶，擺脱依附性發展的宿命。（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