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裴德思：中華文明詞彙遭遇西方“翻譯劫”

古羅馬帝國留下了壯麗浮華的歷史篇章，而帝國的通用語拉丁語則取代了希伯來和希臘語彙，演變為歐洲各國的語言，傳承至今。但是，蒙古人也曾有自己的帝國，漢族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印度人也都有過自己的帝國。他們的文明曾屹立於世間，宏偉而姿態各異，他們的語言也同樣是豐富多彩、前無古人的創造。可我們為什麼始終如此固執，直到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都不願接納亞洲文明的核心術語呢？

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權力與支配地位，亦即誰控制了語言，誰就掌控了所有的知識。過去一千多年來，這條“法則”一直在為歐洲的擴張推波助瀾；但到了21世紀，用歐洲語言中的近似詞彙翻譯亞洲獨創的社會文化概念是否還合乎倫理、科學，乃至法律？舉例而言，為什麼可口可樂、谷歌這樣的美國品牌能比印度和中國三千年來所有的智慧結晶享有更強大的法律保護？

保護詞彙的方式之一是限制翻譯：伊斯蘭教的阿亞圖拉和伊瑪目不是“philosopher”（哲學家），基督教的哲學家不是“Buddha”（佛）或“bodhisattva”（菩薩），而佛既不是儒家的“聖人”，也不是印度的“rishi”（仙人）。西方文明的概念往往不適合非西方創造的事物：考慮到當前民眾的教化水平和社會多樣性、文化多元主義研究的進步，似乎並沒有必要將佛教的“和尚”、猶太教的“拉比”、伊斯蘭教的“烏里瑪”、中國的“君子”全部稱為“priest”（祭司、牧師），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原本的名稱，但前提是我們願意去找。

儒家傳統中的“聖人”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聖人”是東亞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論其作用，也許西方只有哲學家能與之相當；但毫無疑問，“聖人”並不是“philosopher”，也不是“saint”（《聖經》中的聖徒）、“prophet”（《聖經》中的先知）、“sage”（西方民間傳説中的賢者）或“appointee”（基督教路德宗的“被選派者”）， “聖人”就是“shengren”。

不幸的是，儒家的整套傳統，包括教導人們如何成為“君子”（在英國被含糊地翻譯為“Chinese gentleman”，即“中國紳士”）的《大學》，已經由於歐洲的翻譯和重新詮釋而變得十分模糊。

幾乎沒有任何中華文明詞彙能夠逃過歐洲帝國主義時代的翻譯大劫。儘管英語已經吸收了一些亞洲舶來詞，但與亞洲世界還未被吸收的詞彙相比，英語中的舶來詞依舊異常稀少，而來自中國詞彙的數量更是不值一提。

本世紀的前十年，有數千個漢語詞彙豐富了英語的表達，這些詞主要有互聯網巨頭微博（Weibo）和百度（Baidu）等各類企業的名稱，或是普洱茶（pu-erh tea）、茅台酒（moutai/maotai liquor）等品牌名稱。現在，像中國“大媽”（“Chinese Dama”）這樣的流行詞彙也在被西方接受。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

將中華文明的原型、範疇和分類介紹給全世界的時機已經到來，這是個空前絕後的大好機會。

在我看來，中國藝術家、知識分子和思想家的主要任務是，每當具有誤導性的英語翻譯出現時，他們應當選擇正確的漢語名稱和詞彙。這是因為，就像現實生活中一樣，如果我們不慎把原本好端端的名字、想法或發明拱手送給一羣陌生人，他們有可能轉眼就會給它換上新的名稱，從而自動獲得德語中所謂的“Deutungshoheit”（語言定義權），也就是思想定義的“主權”。

文化研究領域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世界歷史，或者説有關世界歷史的文字依然都由西方掌控；不過，如果亞洲真心希望擺脱歐洲詞彙對亞洲思想和創造力的控制，有一種保證奏效的方法，那就是：復興亞洲文明的詞彙，推廣重要的核心概念。（作者是德國文化評論家、亞洲專家和中西事務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