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着力點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與敦煌文獻整理，是敦煌學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我國學術界焚膏繼晷，先後相繼，在上述領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巨大成績，推出了一大批高質量的整理研究著作，推動了我國在敦煌學研究的大多數方面都站在世界前列。敦煌文獻發現已經120多年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敦煌語言文學研究以及敦煌文獻的整理，如何承前啓後，超軼前哲，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呢？需要我們在以下三個方面發力。

使資料更全。 學術研究必須充分佔有第一手資料，但就敦煌學研究而言，在相當長時間內，這隻能是一個奢望。敦煌文獻作為文物與文獻的雙重屬性，使之長期被作為特藏珍藏，束之高閣，訪查不易。較早的時候，敦煌語言文學研究依以為據的，主要是《敦煌掇瑣》《敦煌雜錄》《敦煌曲子詞集》《敦煌資料》《敦煌變文集》等二手甚至三手資料。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研究，難免先天不足。比如變文文本的整理，是敦煌語言文學界研究的一大熱點，先後出現了《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選注》《敦煌變文校注》等彙編之作，成績巨大。但限於條件，現有的敦煌變文專集所收主要來源於英、法、中三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部分藏品，未能收入的變文寫本仍然很多。現在隨着這三大館藏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品的全部刊佈，加上中國書店、首都博物館、傅斯年圖書館、日本書道博物館、杏雨書屋等海內外公私藏品的陸續出版，又發現了大批新的變文寫本，包括《孟姜女變文》《破魔變》《降魔變文》等原有篇目的新本和《佛説八相如來成道經講經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等新的篇目。據不完全統計，有待增加的變文寫本已達近百號之多。隨着這些新的變文寫本的發現，編纂一部真正的敦煌變文“全集”的計劃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就具體的文本或單個的字詞考釋而言，資料方面也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如“博士”一詞，《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釋為“有技藝的人”，但書中所舉敦煌寫本用例僅音聲“博士”、泥工“博士”二例，其實敦煌文獻中還有卜博士、醫學博士、國子監博士、經學博士、道學博士和塑匠博士、造牀博士、修油梁博士、木博士、造園博士、疊牆博士、寫博士、鐵博士、點釜博士、錯鋸博士、團鋸博士、擀氈博士、起氈博士、煮盆博士、剪羊博士、團尖子博士等二十多類，包含古代學官和有某種技藝的人兩層意思。顯然，只有掌握的寫本資料更為全面，字詞的訓釋才能更加完備和準確。

使研究更精。 由於材料的限制，早期的敦煌文獻整理，多是挖寶式的，只能就所見一件或幾件文書做校錄工作，整理是局部的、點式的，整理者對研究對象往往缺少整體把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隔閡甚至疏誤時有所見。現在隨着世界範圍內的敦煌文獻收藏物的陸續影印出版或在網絡上公佈，一般學者都已能看到絕大部分的寫本原卷（黑白圖版甚至彩色照片），資料獲取的條件極大改善，從而大大拓展了人們研究的視野，為更系統深入的研究創造了條件。比如敦煌寫本《維摩詰經講經文》是“規模極其宏偉的鉅著”，但此前各種專集所收僅七個殘卷，所演繹的經文，全在本經前五品，而全經共有十四品，即還有將近三分之二的講經文尚未發現；即使在前五品中，所存講經文也殘缺不全，如《西陲秘籍叢殘》本尾題“文殊問疾第一卷”，是演繹經文《文殊師利問疾品》故事的卷次，整個文殊問疾故事共有幾卷，已不可知了（參見項楚《〈維摩碎金〉探索》，載《南開學報》1983年第2期）。讓人驚喜的是，隨着新材料的公佈，我們發現了更多的《維摩詰經講經文》寫本。如BD15245號，卷軸裝，前殘，存11紙，末題“文殊弟二終”，正是上述“文殊問疾第一卷”的續篇，且二本字體、行款全同，內容亦先後大致銜接，可以斷定乃同一寫卷之撕裂部分。該捲上承《西陲秘籍叢殘》本，謂文殊師利率眾抵達維摩詰住處，轉達釋迦牟尼問候之意，並詢問維摩詰得疾之由；卷末雲“會中有個聲聞怪，獨自思量暗起猜：為見眾人無座位，如何作念唱將來”，則預示其下一卷將演繹《維摩詰所説經·不思議品第六》“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以下的內容，可見該卷之後必另有續文，只是目前暫未發現，我們期待着新的奇蹟發生。又如S.8167號，殘片17行，《英藏敦煌文獻》擬題“押座文”“第一世間醫偈”，實則這是從《敦煌變文集》等書業已收錄的《維摩詰經講經文》（S.4571號）上掉落下的殘片。綴合後如圖1所示。

二號銜接處斷痕吻合，其中S.8167號殘片第3行“行行烈（列）座前”句後三字、第16行“眼深豈易剜來減”句前三字均有若干殘筆撕裂在S.4571號，綴合後則密合無間。二號綴合以後，原來失散的文獻得以補充，《英藏敦煌文獻》錯擬的標題得以糾正，斷裂的文句也就基本完整無缺了。

使圖版更清晰。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流散在海外的我國古代文獻陸續影印出版。以敦煌文獻為例，隨着英藏、法藏、俄藏、日藏文獻的先後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獻絕大部分已公之於世。但由於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館藏流水號影印出版的，沒有分類，編排雜亂，讀者使用起來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圖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硃筆所作的各種符號，在黑白影印的圖版中字跡暗淡，甚至蹤跡全無。有鑑於此，最近二三十年來，學術界持續呼籲敦煌文獻文物的迴歸，但由於種種原因，目前尚難實現。如果能與海外主要收藏單位商談敦煌寫卷彩色照片的迴歸並授權分類出版，憑藉現有的攝影技術和印製條件，完全可以做到仿真彩色印製，實現流散敦煌文獻的“迴歸”。

上述想法要付諸實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此之前，應該鼓勵敦煌文獻的整理著作通過向藏家購買彩色照片的形式，提高錄文的質量，最好錄文後附上彩色照片，圖文對照，方便比對原文。60多年前，王重民等在整理敦煌變文時，曾提出校印本、選注本、影印本的系列研究計劃。所謂影印本，就是“將可能找到的原卷或照片，用珂羅版影印，以保存原形，供專門研究的人使用”（《敦煌變文集》），但由於種種原因，這項工作一直未能實施。其實，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有鑑於此，在項楚親自擘畫領導下，筆者參與組織編纂的《敦煌變文全集》項目正在加速推進之中。我們試圖把《敦煌變文集》編者設想的“校印本”和“影印本”合二而一，推出一部圖文對照的真正的敦煌變文“全集”。我們相信，在這樣高質量的全集基礎之上，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將進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