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外交“中情局化”荼毒甚深

近年來，美國外交中乖張之舉層出不窮，退羣甩鍋等行為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經濟民族主義和安全絕對主義觀念氾濫。以往那個沉靜自信的美國消失了，當下的美國正在世人眼中留下一個疑神疑鬼、精神與心理失衡的形象，很像發高燒時癲狂又脆弱的狀態。美國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病狀，與其外交的“中情局化”或者説“情報化”有不小的關係。

首先，以蓬佩奧為代表，這些有情報背景的官員完全在用“情報化”的思維處理外交，帶來美國對外行為“毫無底線”的局面。在情報世界中充斥着各種設想的“劇本”，它們都體現着十分濃厚的從“最壞設想”考慮最極端對策的部門文化。全世界盡皆是“坑”的這種職業觀，對預防和應對大多屬於特例性質的極端事件有幫助，但如果用這種觀念主導對外事務則必然帶來將整個世界視作敵人的後果，背離外交旨在匯聚朋友和化解紛爭的目標。當下美國政府所持“別國佔盡美國便宜”以及“他國取代美國做全球霸主地位”的觀念，可以説是情報領域固有文化在外交政策上的典型反映。蓬佩奧從中情局局長轉任國務卿，以其情報界的視角處理外交政策的結果是，世界在漸趨分裂，美國在日益孤立，大國關係更為不穩定，人們不得不做最壞的政策應對準備。

其次，美國外交逐漸“中情局化”正在吞食情報政治化的惡果。在冷戰中的相當長時期內，美國情報部門的工作目標是為決策者提供客觀、平衡的分析，而在冷戰後則變為按照決策者喜好提供適合其政治需要的分析。過去30年來美國情報部門已經較少能夠向決策者提供接近真實的重要獨立分析，取而代之的往往是扭曲真相、滿足特定政治需求的迎合式分析。這部分地導致了美國反覆出現極其重大的決策災難事件：“9·11事件”表明直接威脅美國的是上世紀90年代醖釀的極端恐怖主義勢力，而不是美國情報界之前處心積慮準備“開戰”的對象中國；2003年初美國錯誤地以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情報發起對伊拉克的戰爭；近來美國又置全球合作抗疫緊迫需求於不顧而以所謂“情報”極盡誇張地污名化、妖魔化詆譭中方等等。所有這些基於政治化了的歪曲情報的重大決策已經或者即將給美國帶來巨大災害。

美國情報界不缺乏資源，但不得不説，它們並沒有很好地起到就真正重大安全威脅向決策者發出及時預警並推動決策者以行動有效應對的功能，相反卻常常扭曲外部世界真相來迎合決策者的想法，誤導美國對外決策。情報政治化必然導致對外政策大挫折，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有很多不幸的故事，這一系列的外交悲劇不能不説與情報的政治化痼疾密不可分。

第三，美國外交“中情局化”的現象導致美國對外行為更加難以預測。重大決定離不開高質量情報，但在美國決策的機制中，總統及其助手任職初期多是政治新手，較易受情報界“操控”而犯決策情報化悲劇。在這一方面，約翰·肯尼迪堪稱典型。1961年任職不到3個月，他就在中情局勸説下草率發起了入侵古巴的“豬灣事件”，而當有足可駕馭情報“智識”之時，他又成功地處置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美對外政策搖擺多與決策者和情報界“較量”決策主導權有關，這的確增加了對美外交政策研判的難度。決策者為情報界“俘虜”，決策多會受挫，反之決策會更富成效。克林頓和小布什兩位總統執政初期與中後期對華政策中呈現的“先衝突、後合作”的經歷也是如此。當下特朗普政府難以預測的執政風格，一定程度上也與其被以蓬佩奧等代表的另類“深層政府”情報界的影響緊密相關。

可以説，外交“中情局化”或者説“情報化”現象在美國曆史上時有出現，不過近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和公開化，已經嚴重影響美國外交應有的理性和氣度，也給世界造成不少混亂和悲劇。（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