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疫後經濟恢復不均衡，怎麼辦

中國二季度GDP同比增3.2%，預期增2.9%，穩住了基本盤。回想三四月份新冠疫情肆虐時，談到中國經濟年度增長率仍將為正的話題，一些人就會給予某種意義上的“呵斥”：你看到中國增長的內外環境了嗎？二季度各項經濟數據公佈，中國經濟實現了V型翻轉，堪稱經濟體在遭受外部衝擊性事件後內在韌性發力的典型性觀察事實。

輿論成為壓力的一個特點是，“輿論平均數”的記憶週期近乎為零，它從不難為提出不切實際問題的人，哪怕有許多問題是帶有貶低、蔑視和敵意性質的。最近，坊間似乎忘記了上次談論增速時認為V型翻轉不可能的邏輯認知欠賬，又在泛談中國經濟下半年經濟復甦出現不均衡，認為“需求側的恢復慢於供給側”，“廠商投資慢於基礎設施投資”，在外部環境持續惡化條件下，中國靠啓動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難有可持續性。

其實，在遭受外部衝擊條件下，經濟肌體構造的不同板塊本身就存在承壓彈性高低不同的部分，要求各版塊在衝擊後以同等的速度恢復增長是不合理的。中國經濟也不例外。在疫情打擊下，處在“親密接觸”距離的六大行業：會議展覽、旅遊住宿、線下實體商店、高密人羣通道、方艙類活動（飛機、電影院），辦公教育等，無法比其他行業更快地重啓恢復鍵。但是，能源基礎設施、“非親密接觸”生產、物流運輸、線上平台、網紅帶貨、自由職業等反而出現加速成長的趨勢。尤其是在運用數字技術的條件下，效果會更好。二季度很多數字技術支持的線上平台經濟實現了40%-70%的同比增速就是明證。在世界範圍內，任何一個經濟體疫情後恢復，都會出現這種不平衡現象。

除上述共性之外，我們也要注意中國經濟恢復的獨特不平衡個性。今年兩會後，一些輿論傳出未來幾年將投入20-60萬億人民幣建設大工程的消息，但是財政支持大工程的全景式畫面至今並不清晰，這種政策引導變量和實體經濟增長變量的滯後，在中國經濟從大車間、流水線、模塊化製造經濟向數字技術支持下的聯網共享智能經濟過渡的結構變革時期，不可能迅速得到解決。

財政政策的實施可能在第三及第四季度得到強化，但落實重點更多是惠民生、穩就業以及讓廣大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和微微中介能夠存活下來。在經濟難以延續高速增長，財政收入出現下降的條件下，政策出台的支持力度和實際經濟所要求增加的力度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另外，寬鬆的貨幣政策為中國經濟上半年的復甦提供了儘可能的支持，下半年貨幣政策還會更為靈活。比如，分兩次或更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中的中期借貸便利會給予更多的流程配套，但要完成新增人民幣貸款額度和社會融資額度的總量貨幣政策，可能會使貨幣二級市場上的套利風險相應上升。維持平穩貨幣與信貸規模增加難獲更大的操作空間。這都是催生中國經濟增長不均衡現象的“貢獻因子”。

同任何複雜性過程一樣，成長中的中國經濟總量和結構之間的調整存在更大的優化空間。“打得一拳開，擋得百拳來”的戰略創新始終存在。在當前時期，更加具有創新性考慮的戰略抉擇更為珍貴。

克服不均衡現象的“靈丹妙藥”在哪？在於“新基建”的三個核心羣落，與大車間製造經濟相對應的基礎設施八大單元——“公-鐵-高速-高鐵-港-橋-涵-隧”的數字化升級。升級後的新型大車間基礎設施網絡與數字基礎設施的十一大基礎設施單元（光纖網-移動網-衞星網-通信-導航-定位-飛行器-關口站-微基站）形成的數字技術網絡融合後，再與中國正在高速成長的新一代算力算能體系二次融合，將會使中國製造業經濟獲得全方位數字智能技術支持，託舉中國製造向智慧經濟升級。

這一過程帶來的經濟肌體革命性變化，與工業革命技術升級促使農業經濟向現代經濟過渡的內在力矩一樣具有可持續性。這個過程對傳統貨幣金融體系提出的創新性挑戰同樣巨大。除了已經出台的各種恢復經濟政策之外，結構變遷所需要的創新性政策正在等待中國經濟的建設者們發力。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尤其是結構變化帶來的，由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的變化將會更為明顯。中國經濟恢復增長有辦法，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