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陳軍：中企如何跨越國際化新“陷阱”

美國《財富》雜誌日前全球同步發佈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美中兩國上榜企業數量比其他所有國家上榜企業總和還多，足見一國經濟體量與其擁有跨國公司數量的正相關關係。

自這份排行榜1995年面世以來，長期佔據榜單的企業主要來自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經濟強國，中國企業長期處於配角地位。例如1995年，美日分別有151家、149家企業上榜，而中國只有3家。6年之後，即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2001年，上榜中國企業已有12家；10年之後的2011年，隨着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中國上榜企業數量也順勢超過日本。時至今天，中國企業已是這個排行榜的絕對主角。

這個變遷凸顯了加入WTO以來，中國企業通過深度參與全球分工與全球資源配置等取得的巨大進步，也再度印證了經濟全球化、國內外市場有效對接以及持續擴大開放，對於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意義。

透過時間光譜來看，中國從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到2001年入世，用了23年時間奠定參與全球經濟分工以及企業國際化的相關基礎，並以加入WTO為邏輯起點，打開了中國企業與國際市場雙向聯動的接口，隨即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過渡期，中國企業在相對友好的國際大環境下得以快速成長。

國內企業一方面加緊熟悉國際規則尤其商業規則、法律規則，逐步提升風險意識；另一方面抓住入世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充分發揮出口加工業多年來積累的比較優勢，全力擴大對發達市場以及新興市場的出口。製造業企業也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紅利和吸收較為先進的技術，結合自主研發顯著提升了國際競爭力，國際市場份額持續擴大。以銀行為代表的中國金融業也充分利用過渡期賦予的改革時間窗口，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加快股權改革並建立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大大縮小了與國際同行的差距。

第二階段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2012年全球基本走出衰退泥淖的動盪期，中國企業經受住了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尤其是出口市場波動的嚴峻考驗。

在國家積極擴大內需並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求全球資源配置的戰略部署下，有條件的中國企業通過入世以來學到的知識，在與美日歐同行們的競爭中不斷積累經驗，積極尋求擴大海外市場份額，為構建區域乃至全球資源配置體系奠定物質和技術條件。這一階段既是中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形成有效分工與合作的黃金時期，也是中企國際化能力提升最快的時期之一。在此期間中國陸續對外釋放發展紅利，不斷開放國內市場，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最重要參與主體之一。

三是以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為標誌，開啓中國企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並在全球價值鏈、產業鏈與供應鏈等“三鏈”中承擔關鍵角色的新時期。

中國一方面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恢復國內經濟的再平衡，在此基礎上又通過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高水平開放，致力於構建與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區域與全球投資貿易便利化和互聯互通，並通過中國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的互利合作，將具有全球公共產品性質的“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到具體行動中，中國也因此成為維護和引領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不少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中國企業，就是在此期間發展壯大起來的。

遺憾的是，2017年以來，主要發達國家推進全球化的動力偏好明顯衰減，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成為世界經貿金融穩定、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以及企業尋求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嚴重製約因素，導致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並在包括髮達國家在內世界各國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企業，面臨入世以來國際化的重大“陷阱”，即作為全球化重要受益者的中國企業，正以某種方式回饋全球化帶來的發展紅利時，卻遭遇了各種有形或無形的保護主義阻擊，國際生存與發展環境大不如前，甚至面臨着“半全球化”的危險。所謂“半全球化”，是指有人認為全球有可能分化為兩套市場和技術體系，中國企業無法以平等市場主體的身份全面參與。顯然，這已成為21世紀全球化遭遇的最嚴峻挑戰之一。

不過，有危就有機。如果我們冷靜觀察也會發現，儘管當今世界秩序不確定性日增，甚至看起來有些險惡，但即便現在最蠻橫、最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也不可能做到對全球化趨勢的持久打壓。那些入選《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外企業，仍將是全球化的主體。具有真正全球視野和企業家精神的企業掌舵者們也更明白，基於要素自由流動和節約交易成本的全球化內生動力很難被扼殺。當今世界，沒有任何國家或任何企業可以人為阻斷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它們不要試圖證明自己比市場驅動的自由經濟秩序更聰明。

最大限度促進並推動資本、技術與相關要素合理流動，構建中外企業以及中國企業與全球服務對象或消費者間廣泛的利益共享機制，持續釋放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紅利，是跨越國際化新“陷阱”的關鍵之舉。（作者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