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注意社科研究“內卷化”傾向

當前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注意一種傾向，即脱離中國人民的豐富生活和中國歷史的偉大實踐，變成一小部分學者的書齋式學問。

受這一傾向影響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專注於發表所謂規範的高水平論文，這些“規範和高水平”的論文，是以對話為基礎的規範，是所謂積累式的研究，是在較狹窄領域進行的帶有侷限的研究，這種對話式研究的範本是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美國社會科學，對話對象也越來越來自美國社會科學。問題是，受此影響的社會科學研究將無法理解中國經驗與中國實踐，進而幾乎在中國政策研究中失語，也幾乎無法理解中國人民生活和中國歷史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説，一些社會科學專業的發展方向出現了偏差。

西方社會科學是伴隨西方近代工業化而發展起來的。正是通過對西方發展經驗與實踐的透徹理解，西方社會科學獲得了足夠營養，不斷滋養壯健、枝繁葉茂，形成了基於西方經驗與實踐的各種理論流派。西方不同理論流派相互競爭，競爭的背景和根源則是西方經驗與實踐。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西方社會科學目前已經相當成熟了。

西方社會科學的成熟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西方社會科學與西方經驗之間具有了相當好的磨合性，西方社會科學有能力解釋西方發展的歷史，有能力理解自身的發展經驗，也有能力為政策提供高水平的諮詢。成熟的另外一層含義是，西方社會科學已經完成了內部革命，開始形成社會科學的既得利益，這個既得利益就是強調西方已經形成的社會科學共識，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都是在這些共識基礎上進行的驗證性研究、技術性研究和補充性研究，或者説是對話式研究。因此，尤其是美國社會科學博士生培養必須要有兩、三年對本領域海量研究文獻的艱苦閲讀，然後在此基礎上撰寫以與本領域問題對話為基礎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完成了，這樣訓練出來的社會科學博士頭腦也基本上公式化了。

西方社會科學的成熟是以數百年理論與經驗和實踐之間的磨合為前提和基礎的。中國社會科學與西方社會科學的情況完全不同。改革開放以後大規模引進西方社會科學，重點是譯介工作，在譯介過程中，中國將西方社會科學幾百年發展的最終成果照搬過來，發現西方社會科學的豐富、深刻、自洽和體系化，一些學者在消化吸收同時形成了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膜拜，進而產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用西方社會科學來套中國經驗與實踐，而不是真正研究中國經驗與實踐的內在邏輯，並加以提升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理論；第二，直接與西方社會科學具體研究對話，中國實踐成為被西方理論所選擇出來的經驗碎片，中國經驗本身的複雜脈絡消失了。表現最典型的就是當前在一些學科中越來越主流的定量研究論文。這樣一來，社會科學研究似乎就不再需要總體理解中國歷史、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不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對中國經驗的深耕，不需要中國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實踐長期艱難的磨合，當然也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基於中國經驗與實踐、迴歸中國經驗與實踐的中國社會科學不同理論流派之間的激烈對話和競爭了。一些學科的研究看起來國際化、“高大上”，實際上不過是被國際化取消了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

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科學因其成熟而出現了嚴重的“內卷化”。而中國一些社會科學門類的研究還沒有真正開始，卻在與美國社會科學的接軌中產生了“內卷化”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如果沒有建立在全面深刻理解中國歷史、中國經驗與中國實踐的基礎上，沒有建立在對中國經驗的總體理解的基礎上，不持續深耕中國經驗，而將中國經驗和實踐當作對話論證西方社會科學的材料，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政策實踐，無法真正理解中國人民生活，當然也無法為中國的現代化指引方向，就會變成一部分自言自語的書齋學者們的小眾遊戲。

當前中國經濟學界以在西方經濟學主流期刊發表論文為重要學術評價標準，社會學界以主流期刊為代表的對話式研究文風，農業經濟學界對定量研究的極度推崇，都是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尤其讓人擔憂的是，當前一些社會科學專業的博士培養和青年學者的成長似乎越來越走上了這條低水平“內卷化”道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只有呼嘯走向田野，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真正與中國經驗和實踐結合起來，才有前途和希望。當前中國政策研究領域幾乎聽不到一些本應發揮作用的社會科學專業的聲音，就是社會科學研究出現問題的明顯依據。（作者是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