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網評：新冠肺炎疫情折射西方“四難”窘境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如野火般蔓延燃燒，反反覆覆，難見窮期。面對疫情，不少國家從一開始就認真權衡經濟發展與抗疫關係，建立嚴格有效的防疫應對體系，已逐漸走出疫情陰影。然而，當初曾隔岸觀火的一些西方國家至今仍深陷其中。綜觀疫情的發展與應對，宛如一面放大鏡，放大了西方社會內部的矛盾分歧；又如一面照妖鏡，照出不同社會制度的美醜成敗。一些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態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深層次矛盾進一步加劇，深陷“四難”窘境。

一難是社會撕裂、鴻溝難平。疫情使西方國家原本低迷的經濟雪上加霜，今年負增長已無懸念，歐元區就業崗位驟減490萬，中產階級縮水，貧困人口基數擴大，美國貧困人口超過3000萬。貧富分化加劇，社會財富向極少數富人積聚。摩根大通公司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佔有美國全部家庭淨資產增至近75%。富人在新冠病毒檢測和治療方面佔據優勢資源，而從事低端行業的人羣感染率和死亡率高企，死亡人數已超過17萬。貧病交加、生計愈難，拉大了窮人與富人的差距，社會結構更加緊張脆弱。弗洛伊德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國家內部存在的制度性、系統性、結構性種族主義，引發的抗議之火延燒全球60多個國家。

二難是治理不力、痼疾難愈。一些西方國家社會固有的結構性、週期性問題及與其制度設計缺陷疊加，導致其治理赤字經年難解。政治極化、黨爭分野不斷瓦解國家認同，“民主政治”大行其道，“部落化”現象愈加嚴重。西方片面強調“形式民主”，忽視治理效能。政黨紛爭、中央和地方矛盾等加劇政治空轉，社會基層治理模式處於“失靈”、“迷失”狀態。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此次抗疫活動中相互協調不足，社會動員能力、危機管理和應對能力左支右絀。美國接連“退羣”、“毀約”，其治理沉痾的影響外溢，使全球治理體系陷入混亂。西方治理模式的正義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飽受質疑。

三難是思潮混亂、民心難聚。一些西方國家防疫不力，疫情揮之不去，經濟重啓困難，民眾失望與不安情緒上升。西方國家“不戰而勝”、“歷史終結論”雖言猶在耳，但一度奉為圭臬的“華盛頓共識”早已宣告失靈。福山等知名學者則表示“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已死。民粹主義思潮在疫情中氾濫橫行，同一些西方國家保守、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合流，社會內部“沉淪的中產”和“困苦的底層新移民”各自找到極右民粹和左翼民粹，作為緩解自身困苦生活、指引未來的“明燈”。政治思潮混亂激盪，導致民心難聚，國家政策選擇南轅北轍。美西方從經濟全球化的主力和推手墮落為最大的阻力和掣肘。

四難是道義滑坡、“人設”難復。西方一向以“上帝的選民”和“文明中心”自居，向世界推廣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價值”。但其社會內部種種不公平和西方政府在疫情面前表現出來的冷血無情，扯掉“生而平等”的遮羞布，銷蝕了其“價值觀外交”的“道義”基礎。美國最新民調顯示，62%的美國公民認為，美國已不再是“山巔之城”。西方從“道德高地”跌落，“自由民主燈塔”的“人設”崩塌，道義形象受損。長期以“人權教師爺”自居的西方政客陷入沮喪和自我靈魂拷問。美國《紐約時報》發文稱，“如何捍衞美式民主？美國外交官陷入尷尬困境”。

毋庸置疑，人類對社會制度的探索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沒有哪一種制度是完美的。在疫情大災中，西方一些國家陷入“四難”窘境，其根源不在表面，而在於社會制度和價值理念的深層缺陷和不足。面對疫情帶來的一連串拷問，只有正視自身問題，努力進行自我修補和完善，才是解決問題之道。遮遮掩掩、諉過他人，甚至對別國進行“甩鍋”“污名”，蓄意將抗疫問題政治化，只能使自身道義和形象進一步失分。疫情帶來的啓示，應該認真汲取和麪對。（文思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