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科技滑坡，日本“病急亂投醫”

日本媒體最近報道説，在美國大肆排斥市場化科技競爭的背景下，在科技排名上出現滑坡的日本試圖藉機重整“舉國體制”，通過官民聯手搶佔國際標準化制高點，奪回科技競爭優勢地位。執政黨自民黨甚至敦促政府拿出具體方案，在遠程診療、數字技術及基礎設施出口等方面挽回落後於中國的局面。

毫無疑問，日本仍是當今世界科技創新領域的一個領先者。只是在這個領域越來越呈現中美兩強格局的情況，日本發現自己正在滑坡。以國際論文數量為例，日本相關研究機構統計發現，2017年中國論文超過30萬篇，美國28萬，日本則只有6.4萬，排在德國之後位列第四。在產品市場佔有率上，日本也面臨下滑局面。比如日本經濟新聞社調查的74個產品在世界佔首位的數量，日本去年擁有11個產品，今年則減少4個退步到7個。而中國則增加2個達到12個，緊跟美國位列第二。

因此，在全球疫情蔓延和中美摩擦加劇的背景下，日本從經濟安全的高度頻頻出台攻防兩棲做法，一方面在國際前沿科技領域防範中國企業和人才競爭，另一方面尋求以政府支援的方式幫助日本技術在國際質量體系、國際電工聯盟、國際電信聯盟等“國際標準”陣地上拔得頭籌。

但這些規劃和建議並非認真總結日本科技實力相對下滑的原因，而是試圖利用國際標準化制度之巧。比如建議政府動用財政資金培育“日本人才”，通過在相關國際組織中掌握投票權來確保日本技術獲得標準認證。同時利用技術版的“先佔原則”控制標準，為日後獲取技術佣金打基礎。

事實上，日本技術退步與政府不作為不無關係。科技進步需要與時俱進的積極投入，但近20餘年日本財政虧空，政府在科技預算上停滯不前，個別年份甚至出現倒退。關乎技術轉化的研發投資過去10年也是原地踏步。統計顯示，2011年日本官民研發投資總額約17.4萬億日元，而到2018年時也僅為17.9萬億日元，甚至趕不上中美各自民間研發投資的半數。

日本企業研發投資也多以“短平快”為主，迴避投入高、週期長、見效慢的基礎性研究。隨着近年全球併購潮到來，更多日本企業選擇併購外國企業的方式獲得技術。從教育方面看，日本年輕人選擇理科的比例下降，赴美留學數量也大幅減少。在研發投入的分配上，日本仍堅持“重設備、輕人力”原則，研究人員的研究經費比例較低，而且在税收政策上優惠不足，激勵不強。

日本科技相對退步，與美國金融危機後日本改革停滯也有關聯。小泉改革與小泉內閣同步終止，取而代之的安倍政府標榜“保守即為正統”，事實上擱置了改革，其結果是“創新遲滯”“技術退步”，生產率下滑，潛在增長率接近於零。日本金融制度是以銀行為中心的“間接金融”為主。銀行奉行保守原則，技術創新、風險投資很難得到有效的銀行支持。

人才方面，戰後日本的“一億總中產”意識形成隨大流的“集體主義”，不願標新立異，不敢突發奇想，使日本社會難以形成創新和自主創業風潮。同時，勞動市場內部化，人才流動非常態化，也不利於養成創新精神。全球化時代伴隨着技術創新的滾滾洪流，日本年輕人卻無緣投身全球性技術創新主流，變得“與時代脱節”。

日本自民黨建議支持5G和6G發展，其中包括海底光纜、人工智能及無人機、自動駕駛等領域，甚至主張對基礎設施出口也予以扶持。這樣的力度足見決心之強，但其以抑制中國技術創新為出發點，甚至試圖利用美國對華科技脱鈎和打壓之機，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進步源於通過一系列改革為企業鬆綁，繼而為創新留下足夠空間。中國官民對長週期、戰略性、基礎性研發的投入與時俱進，研發費用總額接近美國，高於日歐，為企業趕上技術時代、投身技術創新潮流提供了堅實支撐。這是在技術創新上實現大幅提升的制度保障和物質基礎。20年前曾佔據技術前沿、緊隨美國之後的日本如果真要重新追上全球技術創新浪潮，就應該在改革羈絆技術進步的政府制度、金融制度和企業制度上下功夫，讓企業輕鬆投身於全球競爭，推進開放的技術創新。（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