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良：語言通用為宜，文化多元出彩

1923年冬天，兼具漢族、苗族、土家族血統的沈從文到了北京。11年後，這個來自湖南鳳凰的作家，用他清澈温柔的漢文字，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享負盛名的《邊城》。這部小説描繪了湘西世界的風情，反映中國人的善良和勇氣，也讓世界認識中國。即如美國學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説：“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學者永遠要看，而且要給自己子女看的。”

中國文化博大而包容。這兩個特色，同樣見於我們通用的語言和文字中。在多民族的中國裏，通用文字寫作不僅不會弱化民族文化傳承，相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要見出特色，正須努力呈現中國豐富的民族和文化內涵。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一直是以這種兼容幷包的特質發展的；往昔如是，今天也應如此。

我們必須尊重我國不同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盡力保護，珍而重之。在這基礎上，積極推廣普及通用語言文字，能使各地各族人民加強聯繫、便利溝通、互動交融。那如何達致這些目標呢？

第一，要認識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發展，是開放而非封閉的。以當代粵語為例，《現代漢語詞典》收錄了“巴士”“的士”“物業”“會所”“買單”等，這些詞彙，一般中國人都能看懂。據香港教育大學學者統計，在2014年-2018年，即使中國東北和西北地區的報刊，也常見“金曲”“曲奇”“啫喱”“便利店”“一頭霧水”“搞錯”等粵語詞。這些例子説明：各地各族語言，都是當代通用語言的珍貴資源。它們像一把把便捷的鑰匙，開啓認識各族文化、民情之門。據此，諸如中國的通用語言是如何組成的？它包含了怎樣豐富多元的民族及地域文化？非常值得深究。這些研究，也有助各族中國人明白他們的語言對通用語言的貢獻。

第二，就一般實用文體寫作規範而言，各地各族應遵從基本通用語言的語法規範，寫作時採用普遍中國人熟悉的用語。語言文字是溝通工具，應以有效溝通為最主要原則。至於實用文以外的文學創作，較可靈活處理。以香港為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及文學科“創作卷”對語文的大致要求是：考生應以規範通用語言文字書寫，在此基礎上可因實際需要使用若干方言詞彙，但宜以“引號”作標示。或在文章前文後理交代個別方言的意思，藉此尊重文學創作的彈性，也確保一般漢語用户能掌握作品的情意。

第三，應積極鼓勵各地各族羣眾使用通用語言文字，分享他們的文化。對初學普通話者應予以更多包容和鼓勵。對於長期使用方言或民族語言的成年人來説，講普通話咬字不準、口音較重，是很正常的，需要得到社會的包容和鼓勵。有的文藝作品把少數民族羣眾和説方言的羣眾不規範的普通話當作笑料，其實大可不必。語言是交流的工具，相較於“標準”“字正腔圓”，應更多關注溝通的順暢。

第四，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更有利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現實中，有人擔心普通話的普及會毀掉民族語言和地方方言，還有一些人，把推廣普通話當成“民族同化”。這些説法和疑慮，其實大可不必，應多作溝通、勸導、解説和澄清。

提倡使用通用語言文字，並不意味各地各族向單一文化系統靠攏，恰恰相反，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突破不同方言之間的樊籬，深化各地各族中國人的溝通和理解。這樣，推廣通用語言文字時，除了“如何説，怎樣寫”之外，也應同時注意“説什麼、寫什麼”，並注意挖掘後者之於文化交融的意義。具體説，以教育推廣為例，可舉辦全國各地各族青少年的朗誦和寫作比賽，以描述各地各族文化特色命題。於每一民族參選者中選出優勝作品，結集成朗誦示例及作品集，在全國發行。藉此在推廣通用語言文字的同時，也加強各族青少年對自身民族的自豪感，深化他們對全國各地各族文化的認識。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文學曾如何匯合《詩經》《楚辭》，成就了中國深厚斑斕的文學傳統；在魏晉南北朝以後，隋代及初唐古人融合各地文風，因而促成了孕育王維、李白、杜甫的“詩國高潮”，並讓他們寫出了風格多元、又同樣精彩的作品。我們毫無疑問相信，結合“通用語言文字的倡導”與“尊重多元的精神”，必然有助中國各地各族交融，在這種精神里我們可以團結凝聚、傳承文化、互愛共融。一如許多年前沈從文藉着文字的通用性，讓大家都愛上別具民族特色的湘西文化一樣。（作者是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教育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