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永恆:給道德行為打分效果有限

我國是一個有深厚道德文化底藴的國家，這些年各地政府在促進道德文化的建設上做出了很多探索。山西、湖南等地曾推出“道德銀行”積分行動方案。最近，蘇州又推出了“蘇城文明碼”計劃。其基本宗旨是通過量化對道德行為進行評定，並對達到誠信、文明積分的市民進行獎勵，以促進人們道德行為的改善。這些嘗試和探索引起了人們的討論。

公眾關注道德文化建設，共建誠信社會是好事，但是釐清道德文化建設背後的問題之所在是非常重要的。長期以來，在道德行為方面我們有重視“私德”的文化傳統。所謂“私德”，指的是“利益相關者”之間遵循的行為規範，其核心是處理好“圈內人”之間的關係。而今天的中國早已超越農耕文明，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人們的交往圈遠遠超越了血緣和熟人關係，常常要同“陌生人”打交道，因而會更重視公共精神、公共倫理、契約規則、法治精神。人們對待陌生人、圈外人以及社會公共規則的態度，集中反映了工業文明背景下公民的道德境界與修養。

道德行為的塑造，除了觀念的創新和長期持久的教育外，一個重要舉措是用法治塑造公民道德行為。在美國很多州，遛狗不繫繩子，警察會直接給予警告並罰款，誰家的寵物擾民，只要鄰居舉報，警察會出面干預。公民要收養流浪狗，必須經過合法的程序，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收養流浪狗。在英國，裝修自家房子有嚴格的規範，個人要報裝修方案並經嚴格審批，裝修過程中絕不允許佔用公共空間，影響公共利益，甚至外觀風格的不協調都不被允許，誰要是違反了，監察部門就會干預和警告，違規不改法院直接上門貼封條，凍結資產，令其糾正。這就顯示出法治塑造道德行為的強大力量，也是法治國家公民遵守基本公共道德的制度原因，這套成熟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鑑。

傳統的道德應該得到改造、拓展和超越，道德行為的塑造不能只靠倡導與呼籲，道德行為“量化評分”的改進效果也是有限的，其做法還可能引發其他倫理問題。公共道德的自我“約束性”和社會的“利他性”決定了一些人很難自覺地做到遵守社會的公共道德。公德不像私德那樣有一種天然的“利己性”和“自我依從性”，其形成需要的是犧牲、付出和自我剋制，這就需要一種制度的力量去塑造。沒有法治守住道德的底線，人們對道德規範就不會有認真的態度，沒有法治為基礎的道德教育是一種蒼白的教育，我國的社會治理應當在這方面更有作為。（作者是四川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