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別被美國創新是“市場自發”迷惑

近些年，針對中國科技創新的攻擊性評論中，“舉國體制”一詞常被一些美國媒體拿來作為攻擊點。然而，美國二戰後高科技霸主地位的形成恰恰來自於自身的“舉國體制”。

1957年，蘇聯先後將“伴侶號”等兩顆衞星成功送入太空，標誌着蘇聯當時的航天技術和核武器投送能力已經超越美國。在這個事件的巨大沖擊下，美國改組其軍工體制，成立了對其顛覆式創新產生重大影響的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構建了超越傳統國防或軍工概念的“國家安全政府部門”體制。

“國家安全政府部門”體制以國防、軍事和情報機構為核心，包括國防部（含三軍部門）、國家宇航局和國土安全部、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衞生研究院等部門。這種軍民融合的體制將信息、生物、能源、納米和材料等幾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納入了“國家安全政府部門”的管轄範圍，從而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下相對分散的網絡型舉國體制。

雖然相對分散，但美國通過DARPA等政府機構，在創新領域實施了強有力的政府幹預，主要具有四項基本功能：第一，投入針對性資源，將政府的資助集中於推動技術專家去克服技術創新中的某些關鍵性障礙；第二，經紀活動，即為科學家和工程師及需要解決他們有關想法和技術問題的人們提供聯繫的活動，併為各種不同的相關科研方案提供資助；第三，開放窗口，政府科研管理機構最重要和最大的開放窗口，是通過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進行組織，為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小企業與大學或政府實驗室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第四，加速新技術商業化，為其產品創造市場，關鍵性的工作是制定加速新技術商業化的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不僅像投資人那樣行動，還構建保護本國企業、實施政府採購法等成套的政策體系來扶持本國企業的創新。半導體的發展、計算機硬件的商業化、互聯網的普及等，都取決於政府的長期戰略以及有目標的投資行為，特別是政府採購的關鍵作用。美國近年來在科技創新領域頻頻舞動“大棒”制裁外國高科技企業，其內在思路和邏輯不是“再工業化”所激發的，而是數十年來美國以創新政策為名實施政府幹預實踐的延續。

雖然美國政府不斷在各個場合中聲稱本國沒有產業政策，特別強調創新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不同。但是，在這種“投資創新，規劃先行，謀定而後動”的統籌指導下，美國的創新政策實際上就是產業政策。美國工業基礎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自下而上湧現的，更不是市場自發的，而是“頂層設計”與企業家創新相互作用的結果。

演化經濟學家佩蕾斯分析認為，美國這個通常被認為最能代表“自由市場”制度的國家，卻是在創新領域實施政府幹預最多的國家。只不過美國政府以“捍衞國家安全”作為幌子，將其產業政策成功地隱形了。

美國為什麼能“隱藏”得這麼好？英國演化經濟學家馬祖卡託分析説，DARPA打着“國家安全”而不是“經濟表現”的旗號直接從事創新活動，能源部高級項目研究局打着“能源安全”而非利用國家力量佔領科技制高點的旗號開展活動，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政府幹預。

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與其政策實踐是相背離的。認識到這一點，既有助於讓我們擺脱“美國創新是市場自發，而中國創新是國家主導”的錯誤觀點，也能從美國的國家創新體系中尋求值得借鑑的經驗。（作者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