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亞洲版北約”難成，但須高度警惕

近日，有消息稱美國政府將在今年9月到10月間，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舉行高級別會談，四國負責外交和安全事務的主要官員將分別出席。美國副國務卿史蒂芬·比根8月底表示，四國將於今年秋天在印度德里會談，屆時將邀請韓國、越南和新西蘭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比根甚至還描繪了一個圖景：美國意圖在“印太”成立一個小北約，以防範“來自中國的潛在挑戰”，而框架基礎正是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對話”。簡而言之，美國當前正極力打造“亞洲版北約”。

早在1954年9月6日至8日，在美國的主導下，美、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在馬尼拉舉行會議，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及其附件《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議定書》和《太平洋憲章》，主要目的即在對付“共產黨中國的擴張”。這是最接近“亞洲版北約”的組織，但其自成立以來就齟齬不斷、協同有限，1975年正式宣佈解散。

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的努力，除了推動其亞太盟友及夥伴之間的安全合作外，還頻頻提出各種地區安全合作倡議，意在將其軸-輻型和雙邊的同盟體系，轉化為多邊的網絡合作架構。這種動作在“亞太再平衡”戰略提出後變得越來越突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更令人擔憂，“狼是不是真的來了”？

美國眼下已經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係持續下行；印度挑起邊境衝突，中印關係遭遇幾十年未有之挑戰。在“中國威脅”的共同語境下，美印正快速走近，印度似乎正在放棄其建國以來就奉行的“不結盟”政策。

然而，即便如此，“亞洲版北約”的形成仍有一些先天性的障礙，短期內很難改變。

一是美國的“印太戰略”有過度擴張之嫌。就地理範圍而言，美國“印太戰略”涵蓋的範圍甚至要超過北約；就地緣複雜性而言，印太地區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差異更遠遠超過西歐及北美地區。而美國“印太戰略”的目標和任務也與北約有很大不同，中美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海權而非陸權的博弈。海權與陸權不同，通常是包容性權力而非完全排他性的權力，當下的海權和海洋控制更多地表現為在某海域的相對影響和比較優勢，是一種協商型權力，而非決斷性權力。美國完全忽視中國在該地區的主權、主權權益及合理地位，在戰略上並不現實。

二是印太地區地緣整合難度極大。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傳統上並不處於同一個地緣板塊，且在地理上相距甚遠，在東亞、南太和南亞的次區域板塊都有着自己獨特的權勢地位和影響力，聯合制衡非常困難。它們與中國要麼陸地上不相鄰、要麼陸上地緣形勢難以被改變，日本和澳大利亞是前一種情況，印度面臨的是後一種情況。這些國家與中國的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地緣矛盾，但各自關注重點不同。要讓它們採取聯合行動，形成強有力的“印太”聯盟，難度比較大。至於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或許很多願意使用“印太“這個地緣概念，但並不願意淪為大國競爭的工具。

三是缺乏集團對抗的國際政治土壤。美國“印太戰略”過於關注中國的崛起和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而忽視了該地區的其他地緣現象及中小國家日益增強的政策獨立性。實際上，地區內的絕大部分國家都奉行在中美間進行“對沖”的策略，不願意看到中美走向完全零和博弈，不願意在中美間選邊。這些國家的利益和關切也絕非可以忽視，它們不可能是美國的提線木偶，美國提出的“四國戰略構想”，過於突出印、日、澳的作用，還會一定程度上挫傷韓國、印尼等地區強國的自尊心和積極性。而無論是在南亞次大陸，還是東南亞地區，尚沒有其他國家正面響應配合美國在該地區建立針對中國的戰略架構，它們願意接受“印太”的地理概念，但都強調在該地區建立包容及非排他性秩序的重要性。北約的成立是在兩大陣營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全面對抗的基礎上形成的，今天依然看不到這種集團全面對抗的可能性。

任何戰略和政策都是“求上得中”，美國“印太戰略”雖然難以得到完全實施，“亞洲版北約”實現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即便部分實現目標，也將給中國造成不小的戰略壓力和政策困境。對於中國而言，與其糾結“亞洲版北約”的威脅程度，不如做好自己，加強自己的對沖能力或地位。

因此，中國當前最需要做的，是應該持之以恆地推動睦鄰友好外交，經略好周邊，將自身的崛起與周邊國家的發展更好地結合在一起。中國還需要通過政策宣示和有針對性的相關行動，促使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的規則和秩序主張是開放包容的。而且，美國越是封閉越是排他，中國就要越開放越包容。另外，無論是軍事戰略的“外線”構建，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紮實推進，都需要考慮到美國“印太戰略”實施所帶來的掣肘和干擾，既要有必要的戰略定力，同時也需要多一份審慎。（作者是“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