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印度對外戰略的三次調整

近期以來，印度對華政策呈現出明確的調整跡象：一是，對美國、日本更加親近，不排除把印美關係上升到準同盟級別的可能性；二是，在邊界爭端中對中國更加強硬，積極實施一種“新前進政策”；三是，印度對華更加積極主動地打“台灣牌”。這些顯著的政策變化，導致印度與中國以及一些鄰國的關係激化，邊境對峙、衝突乃至更加極端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在這些調整背後，我們必須看到自從2014年印度人民黨（簡稱印人黨）執政以來，印度對外政策已經歷了三次大的變化。

第一次變化是2014**年印人黨上台以後發生的。

與國大黨相比，印人黨更加強調印度教特性、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一方面，印人黨實施“大國戰略”，努力實現印度的大國夢。為此，印度開始遠離不結盟運動，把過去與各大國等距離的“多邊平衡戰略”，修改成“多向結盟”的新戰略，試圖與所有國家尤其是大國發展更加密切的關係，不再顧忌這些大國間的利益糾葛。另一方面，在對華政策問題，印人黨也更加積極主動。上台不久，印度官方就向中方提出，中國要像印度堅持“一箇中國”原則那樣，堅持“一個印度”原則。在“一個印度”原則之中，中國應接受印度對藏南的佔領，應承認印度對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的實控。在中國否定了印度的新要求以後，印度則開始不斷在邊界和台灣問題上搞小動作。在“活力古吉拉特”這一世界最大規模的招商引資會議上，印度就邀請了台當局的一名現職高級官員出席。

在邊界爭端上，印度也異常“活躍”。2013年李克強總理訪問印度之前，中印曾發生大規模對峙。但當時是國大黨執政，兩國還可以在訪問發生之前結束對峙。2014年印度故技重施，再次試圖借重大外交活動的機會謀取實利。在中方拒絕以後，印度乾脆把對峙進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中印間首腦外交的氛圍和成果。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印度曾一度認為這是印美關係發展的一個契機。2017年的中印洞朗對峙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這不僅是一次嚴重的邊境爭端事件，把中印關係拖入了新低，其實也是印度的一次戰略試探。

第二次調整是印美關係發生挫折和反彈後發生的。

印度偏離傳統的中立原則和不結盟政策以後，很快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美國雖然努力拉攏印度，但對印度的打壓和防範並沒有停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大大小小的貿易戰中，並沒有給印度特殊待遇，讓印度很傷面子。另一方面，印美快速走近，也讓俄羅斯這一印度傳統的戰略伙伴不滿，一度導致俄羅斯與巴基斯坦的關係有升温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印度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從倒向美國重新向多邊平衡的方向再調整。2018年4月，中印兩國領導人在武漢進行了首次非正式對話。隨後不久的6月份，印度總理莫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的發言中，就與美國的“印太戰略”保持了距離，重申了印度獨立自主的外交傳統。在這種政策氛圍下，雖然中國與印度間發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兩國領導人仍然於2019年底進行第二次非正式對話。中印兩國共同努力，以為中印關係尋找到一條新的溝通渠道。

第三次調整是在疫情和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的背景下發生的。

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印度對外政策中的“中國因素”就不斷上升，併成為印度對外政策中的主導性因素。目前，疫情使得印度在國內面臨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困難，並有可能轉化為執政黨的政治壓力。這導致印度政府有了借外交矛盾來緩和國內壓力的政治動機。與此同時，不斷惡化的中美關係，又使印度看到了一種新的“機會”。一方面，印度藉機向美國及其盟國轉移，不斷深化與美日等國的關係，意在以戰略選擇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印度改變了傳統的以“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為原則的政策，代之為利用自己在地理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向中國施壓的新政策，試圖迫使中國讓步。

為了實現自己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對國內外資源進行重組，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對於大國來説，國家利益的複雜、多元和多樣本質，也使得對相關的政策算計比較複雜。政策選擇就是取捨之道，不存在沒有成本的政策選擇。從短期來看，中印之間的問題很多，有些矛盾還非常尖鋭，印度與其他國家一起打壓中國的政策彷彿是合理的。但是從中長期來看，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中國家、鄰國和大國的三重屬性，並不會因為短期的政策選擇而變化。

從歷史上來看，無論矛盾在一時是多麼尖鋭，鄰居之間的關係就是要穩定下來，因為“鄰居關係”是一種無法選擇的關係。如果要想發展好自己，中國和印度最好的選擇仍然是競爭性合作關係。敵對甚至是直接衝突，不會讓中印兩國有任何收益，只會打亂兩國的發展步調。在這個意義上，印度的政策調整，仍然有再調整的空間。（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