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飛騰：中國東盟貿易增長基礎很紮實

據中國海關數據，2020年1-8月，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達4165.5億美元，超過中國-歐盟雙邊貿易額近160億美元，東盟穩居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之際，中國東盟貿易逆勢增長，不僅推動中國與東盟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也助推“雙循環”新格局發展。

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近年來一直保持着快速發展的勢頭。2001年中國加入WTO，此後，歐盟和美國長期佔據着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的位置，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只有中國-歐盟、中國-美國貿易額的六成。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啓動，次年東盟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首次達到中美貿易額的80%。2018年中美髮生貿易摩擦後，中國-東盟雙邊貿易迅速增長。2019年，東盟取代美國成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當年中國東盟貿易額為4.4萬億元人民幣（中美貿易額為3.7萬億元人民幣）。而且，中國從東盟的進口額首次超過中國從歐盟的進口額。由於英國“脱歐”，在統計意義上，東盟在年初即成為我國最大貿易伙伴。

從貿易形態上講，中國和東盟之間的價值鏈貿易正在激增。尤其是包含集成電路在內的機電產業，中國和東盟之間形成新的供需關係和網絡。今年上半年，我國自東盟進口集成電路2268.1億元，增長23.8%，對東盟出口集成電路896.8億元，增長29.1%。集成電路進出口貿易活躍，拉動我國與東盟貿易增長3.2個百分點。

從與東盟成員國的貿易來看，2020年1-8月，中國與東盟的貿易額激增，中國與越南的雙邊貿易額貢獻最大，達到1112億美元，超過第二位馬來西亞312億美元。中國東盟整體貿易增速同比增長3.8%，而中國越南雙邊貿易額增速達到13.4%，位居第一。中國與越南之間的貿易主要是基於中間產品（零部件）的價值鏈貿易，越南起到的實際上是一種二傳手的作用，即中國企業或者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為了規避貿易摩擦，將原本直接從中國出口至美國的產品轉移到東南亞加工之後再出口到歐美。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東盟作為我國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可能是一個長期現象，上述貿易形態還會延續和發展下去。國際經濟學界在計算潛在的雙邊貿易額時，發現經濟規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距離（地理和文化、語言）因素，還有貿易壁壘等具有重要影響。隨着全球貿易越來越呈現出價值鏈貿易的特點，地理和文化因素將更加突出。

東南亞依然是承接產業轉移和東亞經濟深度融合的樞紐地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逐步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日本跨國公司利用日元升值優勢，同時也考慮到美國打貿易戰的風險，大規模向東南亞以及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由此推動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區域快速融入東亞地區生產網絡。到目前，放眼全球，依然很難找到像東亞一樣適應製造業分工的勞動力條件。

有人擔心東盟容量有限以及隨着勞動力價格上漲難以支撐這種貿易形態長期發展。以越南為例，假設越南7%的經濟增長未來仍可持續10年以上，那麼到2030年人均GDP也才5000-6000美元，不到中國今天人均GDP60%，因而中國往越南產業（更多是生產工序）轉移仍可持續數十年。而且，越南與中國、日本、韓國地理上非常接近，文化上又有近緣關係。事實上，越南吸收的外資，也主要是韓國、日本、中國（包括香港地區），然後才是歐美地區。

此外，與傳統的東亞製造、歐美消費不同，隨着中國沿海地區很多城市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並且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羣體，中國沿海地區、韓國、日本也將成為類似於歐美的消費市場，這將進一步整合東亞地區的內部市場，使得包括越南在內的東亞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區域。

當然，也有人擔心，隨着越來越多生產工序轉向越南等地，這種貿易形態會不會對中國自身產業發展尤其是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帶來挑戰。首先應該看到，現在東亞區域內進行產業轉移的主體是企業，主要是根據比較優勢原則、遵循市場原則形成的。即使一些跨國公司將一些生產工序轉移到了東南亞，中國依然擁有全球最為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不僅是主要的製造業原料和零部件來源，而且很多工序在中國完成設計，只是某些加工和組裝環節轉移到境外。其次，中國也是產業轉移過程的一個主動參與者，如何在產業轉型升級中尋找新的、附加值更高的增長點，是問題的關鍵。目前，中國與東盟加深貿易和供應鏈合作是應對新冠疫情及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不確定性的重要途徑。（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