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永恆：激勵科研人才，制度比物質更重要

無錫市邀請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加入太湖人才計劃，並給予其團隊1000萬元項目支持經費。儘管張文宏澄清將1000萬元中屬於他個人的部分全部捐贈給青年基金，仍有輿論質疑支持經費本身數額是否過高。尊重科學，提高科研人才的待遇，這一點沒有多少疑問，但筆者想就我國科研人才獎勵機制作一些思考。

第一，獎勵的“量”怎麼確定，依據是什麼？

獎勵的數量大致不能脱離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現狀、同類人才收入水平，以及國際同行、同業專家的“標準”。我國正高級科研人才税前年收入平均不到25萬元人民幣，收入前10%的正高級專業人員（包括體制外收入）年收入不到50萬元人民幣。根據美國教授協會2019年的統計，美國男性正教授的税前年收入大約是22萬美元（女性正教授的收入一般要低10%到15%），除去23%左右的税收以後，實際收入大致是18萬美元（約120萬元人民幣）。近年來，我國對頂級科技人才的獎勵標準已是全世界最高，超過諾貝爾獎的獎金金額。綜合國際國內現實，應可給予相關部門在制定政策時一個參照視野。

第二，對科研帶頭人的物質性重獎能以點帶面，對其他科技人才形成激勵效應嗎？

物質性重獎始終只能瞄準少數人，通過對少數人重獎報酬的“隔離效應”才會產生社會轟動效果。但這同時會帶來一個問題，與受獎者貢獻相近的團隊及個人在收入上拉開差距，這種報酬與福利上的落差可能導致對實力和貢獻相近同行的激勵削弱，這就是社會心理學中的“鄰近傷害”效應。實力與貢獻懸殊大的成員之間因為“望塵莫及”，會產生無助感；而實力越接近的成員，由於收入落差導致的不平衡感和挫敗感則越強。

第三，對科研人才來説，有什麼比物質獎勵更重要？

對科技人才的激勵應該是一套綜合性制度設計，打出激勵系統“組合拳”。隨着經濟與社會發展，從體制內來看，科技人才的收入水平應該得到提高，這條激勵路徑體現的是政府和機構的思考與作為。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專業人才可以通過申請專利、技術入股、各種形式的“社會服務”，甚至直接辦公司等方式來獲得相應回報，這就是通過市場化機制來提高待遇的路徑。

在當前世界上主要的人才“入超”國家，不排除個別政策傾斜，例如英國牛津大學對傑出人才的一個特別待遇就是提供一個免費停車位，其中大部分對頂尖人才並不會採取直接給予超過同行數倍的“重金”、房子這樣的激勵方式。而主要依靠合理的學術科研製度設計，例如公平競爭的機制，一流的研究條件，人文化的工作環境，公事公辦不需要去跑關係的行為方式等，同時通過市場化機制來滿足科技人才待遇問題。

近20年來，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多次批評高額的諾貝爾獎對科研價值觀的扭曲。在諾貝爾那個時代，科研更多是一種個人行為，公共和私營機構對科技研發的投入不足，研究成果缺少相應的回報，一些研究人員甚至窮困潦倒。諾貝爾設立這個獎既是一種激勵和榮譽，也是為了解決當時科研人員所面臨的經濟困境。隨着時代背景發生變化，一些學者認為在科研回報機制健全的今天，像居里夫人那樣清貧地做一輩子科研的故事已經成為歷史。科技成果不但得到尊重與榮譽，研究成果也有了獲得回報的健全機制，所以，諾貝爾獎除了強化名和利，已經沒有什麼現實的意義。重獎背後，普通公眾看到的可能更多是“金錢”和“利益”，而不一定是對科學技術的尊重。

在重“實用”的物質獎勵機制下，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很多學科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方面的基礎性研究一般不會產生直接的社會經濟效益，也很難給地方帶來一眼看得到的“突出貢獻”，這些學科的研究人員自然也難以成為地方重金引進的“香餑餑”，這樣的價值導向強化了科技的“實用”性，對“非實用”學科多少是一種傷害。

物質利益的巨大誘惑會降低獲得利益過程中錯誤行為的“交易成本”以及冒險行為的“邊際風險”。在重名重利的誘惑下，某些意志品質不堅定的研究人員可能道德行為失範，做假科研，修改數據，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科研成果評獎時拉關係，走後門，搞團團夥夥……最近幾年《自然》《科學》《晶體學報》等雜誌因研究作假、數據不清、資料重複使用等問題連續撤銷中國學者的稿件，嚴重影響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聲譽，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尊重知識、尊重科學、激勵高端科技人才極有必要。同時激勵背後需要有制度理性，富有時代精神的價值觀以及國際視野。科學研究是高尚的事業，在研究與利益的背後，它應當永遠具有一種高尚的人文情懷。（作者是四川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