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面對“印鈔潮”，需穩健而不失積極

全球新冠疫情眼下仍沒有明確好轉跡象，這很可能決定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幅度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作為應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的央行，不約而同採取了“零利率”政策，並通過購買政府信用債券、支撐其財政赤字“新高”，加劇了金融市場對全球印鈔時代的恐慌。作為“抗疫”表現最出色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中國如何應對又一輪全球“印鈔大潮”、保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力，就顯得格外重要。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發達經濟體集體“印鈔”，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海嘯，美國央行打破常規“大放水”、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資金，穩定了美國股市，避免了更大規模的資產價格崩潰；另一方面，中美等國通過G20平台，更大範圍協調全球主要經濟體，憑藉積極財政政策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最終讓美國經濟順利走出低迷。美國股票市場甚至持續增長，國內失業率更是屢創新低。可以説，美國這十幾年是嚐到了印鈔票的甜頭的，歐元區和日本央行積極跟進，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任何宏觀經濟政策都有個“適度”的要求，央行的貨幣政策更是如此。超常規的貨幣寬鬆、通過印鈔票刺激經濟增長只能是權宜之計，無法成為常態化的手段。美國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統計數據雖然亮眼，卻掩蓋了過去十年來，美國社會貧富差距顯著拉大、中產階級財富萎縮、社會各階層裂痕加劇的嚴酷現實。這兩年美國經濟增速下降，其國內率先被波及的恰恰是社會最底層的民眾——當前突發疫情讓種族衝突雪上加霜，背後的原因正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印鈔票，美聯儲難辭其咎。

當然，金融科技的發展，一定程度上讓美國政府發行債券、美聯儲印鈔票，變得方便且低成本——貨幣無紙化、債券無紙化技術，使得社會財富記賬徹底基於一組組數字，世界主要國家的法定貨幣早就是實際意義上的“數字貨幣”，跨境貿易結算、信用卡消費、我國老百姓日常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都是金融科技發展的成果。

就連曾經的“金融烏托邦”——比特幣系列“旁氏騙局”，也在迴歸貨幣的本質、迴歸便利貿易交易的功能。現在，越來越多硅谷金融科技企業數字貨幣創新，早就不提所謂“分佈式記賬”、區塊鏈技術，挑戰法定貨幣地位，而是通過發行“穩定幣”，解決國際貿易中跨境支付的成本問題。為了便於區分，我們不妨將硅谷這股新潮流稱為第二代數字貨幣，而這種貿易便利化的數字貨幣大多與美元直接掛鈎，客觀上強化了美元的國際支付“領頭羊”地位，變相支持了美聯儲印鈔，值得中國金融業重視研究、積極應對。

首先，要保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定力，不跟風印鈔票、堅定對過剩產能領域“降槓桿”。雖然中美經濟很多實際情況不同，但是過分印鈔票都會造成貧富差距擴大，最終引發深刻的社會問題。過去幾年中國艱苦卓絕的扶貧攻堅，就是在民生領域的積極作為。而從產業角度看，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風險是印鈔票最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理應杜絕；任何程度的寬鬆貨幣導向，國有企業和各級政府都會最先受益，最終讓中央政府信用為其債務背書；廣大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承擔就業和税收壓力，卻依然融資貴、融資難。因此，堅持審慎的貨幣政策、保持相當水平的基準利率，是保障經濟改革、調結構必要的金融環境。

其次，要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摒棄單純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模式，多樣化公共財政支出造福民生。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有侷限性，基礎設施投資刺激經濟必須要適度——在人煙稀少地區修高速路、脱離百姓實際需求搞“叫好不叫座”的高科技投資，有濫用公共財政資源之嫌，讓中央政府過度負債。進入9月以來，中國經濟已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總體活力，前8個月的貿易順差超過了兩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體向好趨勢形成，不需要再以突發疫情為藉口進行新的基礎設施投資刺激。

相反，筆者近期對內蒙古、山西、河南等地調研發現，傳統煤炭和金屬採掘礦區的環保治理依然欠賬很多，個別地區甚至打着應對突發疫情的旗號，放鬆環保標準、拖延環境治理進度，顯然偏離了公共財政向民生傾斜的改革方向。如果非要加大政府支出，不妨多傾斜環保領域，向礦山固廢要增量土地，關閉污染企業求青山綠水。

第三，要高度重視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鼓勵有國際貿易基礎優勢的城市，創新模式積極探索第二代數字貨幣應用。中美貿易糾紛前景難測，第二代數字貨幣很可能強化美元對其他國際貨幣的優勢，顯然需要我們積極應對。中國擁有數量巨大的中小企業，“一帶一路”建設也讓中國貿易的朋友圈遍及全球，每天都有天量的小宗跨境貿易結算、且涉及數量眾多國家的法定貨幣。因此，第二代數字貨幣在中國的應用前景廣闊，將極大降低中小跨境貿易的外匯交易成本；有關部門不妨選擇中小國際貿易企業密集的城市如寧波、義烏、廈門、泉州等，試點成立第二代數字貨幣金融科技企業，嚴格規範其結算範疇和匯兑總額度，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鼓勵中國企業參與金融科技全球化的競爭。（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