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觸碰官僚主義，日本改革難在哪

日本菅義偉內閣履新伊始，新任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便放出大招，開設“官僚主義投訴”網上通道，可在線投訴行政部門的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等。孰料，僅幾小時便因“投訴郵件太多”不堪重負，被迫關閉網頁，引起輿論關注。

此事在日本之所以能引起不小的反響，是因為這反映出幾十年來日本的一些“痼疾”。一是日本行政部門規矩太多，辦事程序化嚴重，循規蹈矩猶如“機器人”，養成了官僚主義作風，行政效率低下。二是河野太郎作為“行政改革大臣”新官上任頭把火就犯了官僚主義，惹得焦頭爛額，暴露了他“缺少政治常識”。

在安倍內閣時期歷任外務和防衞大臣的河野太郎，堪稱外交安全政策通。按説，新內閣啓動，本應發揮其政策才華，給其輔助處理複雜國際事務機會，但新首相菅義偉卻180度大轉彎直接任命他為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推進國內改革。菅義偉早期曾因擔任著名的改革設計師、前總務大臣竹中平藏的副手，被普遍認為是自民黨改革派精英之一。菅義偉內閣自然也貼上了改革標籤，為市場看好。河野太郎年輕氣盛、思想活躍，遂被安排在敢踢“頭三腳”的行政改革擔當大臣位置。

但在日本政治中，“改革”實際上成了冷戰結束後年年喊、代代喊的口號，上升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歷代政府化解難題的“錦囊妙計”。自1993年自民黨第一次丟掉單獨執政機會，雖經歷細川護熙的“規制緩和”（放松管制）、橋本“六大改革”以及“小泉改革”，但各種無形的規制仍塞滿日本行政體系，成為嚴重阻礙行政效率、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的羈絆，事實上也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停滯的制度要因。

比如，在經濟產業省的一樓大廳裏，你可以看到企業界的人士在那裏排隊等候叫號，等待政府官員接待，聽候“行政指導”以幫助解決“經營問題”，或傾訴苦情。在經濟產業領域貌似激烈競爭，實則仍有入圍資格限制，入圍者之間才有競爭。而誰能入圍，則受無形的規制限制着。更為司空見慣又不可思議的是，最近大阪知事橋下徹提出，大學新學年開學時，校方發給新任教師的通知書必須是手寫的，而不能是電腦打出來的；有些公司在疫情期間推動網上辦公，才發現公司的網站是個“局域網”，連接外網很麻煩還容易受網絡攻擊。更有甚者，網絡簽名無效，必須回公司蓋上一直沿用的“人名章”。而這個“人名章”其實就是一個“姓”，因有留印，而帶有專屬性、權威性。在眼下的日本，無論銀行、學校、行政部門都認，且必須加蓋之。可以説，網絡化、數字化、遠程化甚至智能化，瞬間被這枚小小的“人名章”阻礙了。

在互聯網時代，人工智能、5G、物聯網、大數據，乃至自動駕駛等技術飛速發展，下一世代的領導性技術撲面而來，技術產業創新、年輕人創業風起雲湧，而日本年輕人則深有“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無奈感。縱然手裏有超前的技術、適合市場的奇思妙想，風險投資、自主創新面臨一道道坎兒、一面面玻璃牆。儘管安倍政府曾力推勞動改革、女性就業，甚至“開窗”讓外國就業者進來，但實際上，風險企業、創業企業以及決定下個時代的領導性技術產業，面對僵化的勞動制度、銀行主導的金融制度、官僚主導的行政制度，最終不得不大面積夭折。

形成這一現狀的最主要原因，是以傳統產業為代表的現有利益團塊、與此關聯的行政利益集團、幕後操控的政治利益集團，即所謂的“政官財”鐵三角依舊穩固。根本問題就在於，歷屆政府空喊改革口號，並未真正深化改革。而安倍政權執政7年8個月，標榜“保守主義改革”，實則為大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牟利，如推進了法人減税，卻不遺餘力地給個人增税，消費税率從5%提高到10%。該項税收並非專款專用於社保，事實上用於生育補貼等“安倍政治”。而廣大低收入人羣不得不面對實質工資未增而税賦先增的窘境。

菅義偉內閣接過“安倍政權”招牌，舉起改革的旗幟，能否走出“平民首相”的務實道路，關鍵還看他能否儘早推出被認可的“改革着力點”。這關乎改革能否突破現有困局，關乎日本經濟能否在新技術時代抓住機遇迎來複興。（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