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豐：推進“雙循環”，創新治理很重要

北京大學教授邁克爾·佩提斯近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文章中提到，過去幾十年，中國能夠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功融入全球化，很重要的一點是依靠成本優勢。當前中國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個重要方面是擴大內需消費。問題是，擴大內需在GDP中所佔比重，相應要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從而導致人力成本上升，內循環與外循環之間就形成了矛盾。怎麼解決這對矛盾，需要依靠創新發展新的經濟動能，產生新的經濟亮點。

佩提斯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要依靠創新構建“雙循環”，首先要把握好創新的方向，在創新治理方面下功夫，解決因為創新帶來的問題。

第一，要把握好創新的方向。現在我們普遍把創新看作增強經濟競爭力，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提高中國在國際上話語權的手段，這個方向沒有錯。同時創新不僅僅是為了發展經濟，也還要為社會發展服務，增加人民羣眾的福祉。

第二，如何做好創新。當下各地科技相關會議都在討論如何發揮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儘快解決“卡脖子”問題。同時，我們有必要思考的是，政府在創新中該怎樣發揮作用，是不是像過去那樣以統一指揮、軍事化作戰的方式來搞創新？

在創新活動中，政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促進創新，增加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是做好創新治理，防止由創新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分化，以及其對“雙循環”建設所構成的負面影響。這個問題，在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廣泛應用後會更加明顯，比如疫情中凸顯的“數字鴻溝”問題。

科技創新治理存在“科林格里奇困境”，意思是一項技術的社會後果在技術出現的早期，往往很難被預料到，不能及時給出治理方案。當負面後果被發現時，技術卻往往已經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再對它進行控制已十分困難。

針對科技創新治理問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今年發表的《科技和創新的數字化》報告中提出了預期治理理念，通過建立三種能力：預見或遠見、跨領域的集成和公眾參與，來提供儘可能有效和務實的技術創新治理。其核心解決四個“W”的問題：什麼時間進行治理，誰來參與治理，怎樣治理以及為什麼治理。

與傳統的管理（治理）相比，預期治理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區別。一是技術創新治理不僅僅是立法機構、政府和監管機構等出台政策法規和實施就夠了，它還要讓普通公民參與到對他們有影響的技術創新治理中去。這樣可以增加老人、弱勢羣體等在面對諸如“健康碼”之類的“數字鴻溝”時的話語權，幫助他們縮小鴻溝。二是預期治理要對未來的可能性提出問題，以便在當下採取行動來幫助實現我們決定想要的未來。

預期治理不僅是一個理念，OECD也總結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所採取的100多項政策措施，比如應對新科技的國家戰略和議程、新興技術的規制，相關政策的評估以及技術創新治理的利益相關方參與等，並對這些政策措施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予以推薦。由於大量跨國應用的存在，技術治理需要國際間合作才能完成，數字化技術也容易突破地域限制，充分與科技領先國家交流合作就非常有必要。比如，比爾·蓋茨提出收“機器人税”，有國外專家提出“全民基本收入”，建議頒佈避免人工智能、機器人等科技成果擴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法規等，我們都可以結合自身實際情況予以研究謀劃。

開展科技創新治理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中國需儘快採取行動，不但在技術上走在世界前列，在技術創新的治理上也成為世界領先。一些防止技術創新擴大社會收入差距的政策、法律法規需提早謀劃，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由此，我們能夠更好地刺激創新研究，促進內循環，進而帶動外循環。（作者是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