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鵬：日美安保同盟的潛在變量

菅義偉內閣就任後，日本“菅外交”也正式登場。在日美兩國領導人通電話時，雙方再次確認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但有日媒指出，安倍政府留下推進攻擊敵方基地能力建設的“作業”、即將進行的駐日美軍經費分擔談判等都使菅內閣在安保議題上面臨壓力，這也意味着日美同盟方式或將面臨調整。那麼通過觀察“菅外交”所處的內外環境，可以揣摩出日美安保同盟走向的哪些微妙信號呢？

首先，日美關係在安倍任內已露裂隙，菅內閣對美外交的路不會平坦，還會受到美方更多敲打和“提醒”。

安倍任內一再宣稱與特朗普建立了親密私人關係，但在“美國優先”原則的大背景下，美方不止一次威脅犧牲日本這個盟友的利益。比如特朗普就曾聲稱要廢除《日美安保條約》甚至撤出駐日美軍，以此要挾日本大幅增加駐日美軍駐留經費等。凡此種種，都折射出一點——日美同盟並非如雙方宣揚的那樣牢固堅韌，同盟之下也存在嫌隙和陰影。可以預計，想要繼續“享受”作為美國牢固盟友所帶來的好處，日本將面臨美方更多和更高要價。日美今秋就要展開關於駐日美軍經費的談判，這注定是一個討價還價的艱難過程。而且不少日媒預測，即便美國大選後拜登上台，這場談判也會進行下去，拜登也不一定會在涉及“美國利益”的談判中做出太多讓步。

其次，在接下來的日美同盟關係中，日本追求更大外交自主、美國加大對日控制利用以及日美相互借重這三者間的博弈拉鋸將會加劇。

菅內閣的對美外交路徑大概有三種可能性，或者三種可能性交替進行。一是大幅擴展和提升日本對美外交的自主獨立空間，這體現在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出台的新國家安保戰略，單獨發展日本的彈道導彈攻擊與防禦技術，獨立研發日本自己的先進戰機與軍艦，乃至大力研發日本自己的太空、電子與網絡技術，目的都在於不再那麼受制於美國，減少購買美國軍事裝備等。二是在維持日美同盟關係框架的前提下，日本藉助美國影響力在印太地區獲得更多自身利益，而美國則利用日本這一盟友工具在印太地區達到遏制與牽制中國和俄羅斯的目的。三是日本保持作為美國堅實盟友這一角色，繼續忠實追隨美國，在美國指揮下幫着遂行美國在全球的戰略任務。

以上三種可能性中，第一種是日本執政高層面向未來規劃的一種戰略設想，儘管面臨美國重重壓力，日本還是會逐步推行這一設想，只是過程將是長期和漸進性的，是從量變到質變的螺旋積累型發展。第二種就是目前包括菅內閣在內日方正在進行中的對美外交狀態，這也是菅內閣一年任期內較為穩妥的方式。第三種取決於幾大因素，比如被認為對外交不很在行的菅義偉能否展現足夠的外交能力；特朗普如果連任或將對日更加強勢，施壓日本更多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印太地區形勢緊張，日本安保壓力增大，不得不繼續追隨美國以換取美國的安全保護，等等。

再者，日美同盟內部的分歧和潛在矛盾給這對關係未來發展帶來不少變量。如果這些變量累積到一定程度並釋放出來，會給印太地區帶來溢出效應。

不管日本的印太構想還是美版“印太戰略”，都涉及美國在印太與韓國、澳大利亞甚至菲律賓和新加坡等的一連串同盟體系，以及正在加緊構建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美方對日加大要價和施壓，或者日本更多尋求自主，都可能使日美同盟框架發生一定傾斜甚至晃動，併產生地區性影響。

一是日本繼續維持對華關係轉圜勢頭，有意進一步加強對華外交，即便不影響“牢固日美同盟”這個基礎，但在中美矛盾加劇的背景下，這仍會幫助日本對沖美國變得更加強勢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加強對華外交本身也有利於後疫情時代日本經濟的復甦，對鞏固菅內閣執政基礎進而延長內閣執政壽命有着重要拉抬作用。

二是日本繼續尋求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特別是在兩國曠日持久的島嶼爭端方面取得妥協或進展。之所以説日本選擇改善對俄關係也是日美安保同盟未來的一大變量，是因為日俄兩國徹底和解的一大障礙因素就是日美安保同盟框架的存在，如果日美關係顯露更多嫌隙，日本很可能乘機在改善和發展對俄關係方面做出更大動作，為進一步緩和和解決對俄領土糾紛做好鋪墊。按照同樣邏輯，深化與歐盟的關係也能增加日本在面對美國更多敲打時的博弈籌碼與資本。

三是擬議中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除了印、澳以及其他外部因素變化，也可能會因日美同盟關係中任何一方的心理變化而無法完全成形。儘管10月份將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牽頭舉辦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談，但如果菅內閣放眼對華、對俄關係改善等更廣泛的考慮，日本就會對美方基於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組建“亞太版北約”的計劃保持謹慎。從這個角度講，菅義偉反對“亞太版北約”的表態可能不只是一句接受媒體採訪時的“場面話”，而是真有深層考慮。（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