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氣象智慧及其書寫

天氣現象風雲變幻，奧秘無窮，時刻影響着人們的活動。華夏先民在與大自然的長期互動中，日漸適應了四時交替，陰陽變化；辨明瞭雨雪晴靄，風雲雷電；見證了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並逐漸探索出氣象變化的一般規律，形成觀天察氣、看雲識天的氣象學識，留下世界上記錄最早、傳承最久、內涵最廣的氣象資料，成為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寶貴精神財富和獨特文化資源。

早在夏代，已有觀象授時之説，設有“天地四時之官”；《夏小正》以夏代十二月為綱，記述了每月星象、氣象、物象及所應從事的農事和政事。至殷商，時人開始自覺觀察、認識並記載各種氣象，甲骨卜辭中風、雲、雨、雪、雹、霧、霰、霜、雷、電、虹等氣候現象，是世界最早的氣象記錄之一。周秦之際，在天人關係的艱難探尋中，人們已更加成熟地解釋氣象、預報氣象和記錄氣象，《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孫子兵法》《莊子》《孟子》《管子》《呂氏春秋》《爾雅》《黃帝內經》等存世文獻，都記載有大量物候知識和氣象信息。如《爾雅》解釋霧霾、風雨、雪霜天氣：“地氣之發，天不應曰霧”；“風而雨土為霾”；“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雨霓為霄雪”等。《黃帝內經》解釋雲雨天氣：“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詩經》預報雨雪天氣：“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天將陰雨，鸛鳴於至”。《呂氏春秋》解釋“八風”為：“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悽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凡此，皆為早期華夏先民洞察自然、辨識天象、預測氣象的智慧結晶和文化創舉。

逮及漢唐，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和科技的日益革新，人們對氣象的認知趨於理性、科學和客觀。漢代人闡明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物候，發明了濕度計、風速器等氣象儀器；提出了“梅雨”“信風”等氣象名稱，併科學解釋了雷電、降水等季節性氣候現象；駁斥了雷電是“天取龍”“天懲”“天怒”等陳腐謬論，批判了將降雨歸於“天神”的迷信妄説；出現了《易飛候》《四民月令》《論衡·變動篇》《淮南子·本經訓》等文獻。如《淮南子》指出：“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之”。《論衡》提出：“天且雨，琴絃緩。”《西京雜記》記載：漢時長安靈台相風銅烏，“有千里風則動”；“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凡此，即將古代氣象學尤其是氣象預報技術引入科學之路，推向新高。而後，兩晉盛行“相風木鳥”等測風儀器；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載有“天氣新晴，是夜必霜”等氣象諺語，並提及燻煙防霜、積雪殺蟲等方法；《正光歷》將七十二氣候列入曆書；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提出冬季“九九”為一年最冷時期；隋代杜台卿《玉燭寶典》輯錄隋以前節氣、政令、農事、風土、典故等文獻，保留了不少農業氣象佚文。至唐代，創造了相風旌、佔風鐸、佔雨石等氣象儀器，區分了十級風力和二十四方位風向，解釋了日暈、彩虹、光象等氣候現象，誕生了《觀象玩佔》《乙巳佔》《相雨書》等氣象經典，湧現出裴行儉、李淳風、李愬等氣象學家，並將氣象知識更加廣泛地應用於生產、生活、軍事、政治等重要領域，彰顯了自然氣象的科學性、實用性和人文性特徵。

宋元乃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氣象知識和研究隨之日益勃興，蔚為大觀。較之以往，宋元氣象學的科學化趨勢更加鮮明，不僅解釋了梅雨、龍捲風、季風、雷陣雨等特殊性、區域性氣候現象，首創了雨量、雪量等觀測技術，而且對大氣光象、雷電霜霧等氣候現象的認知更為科學、合理，對天氣的預報方法也更加多樣、準確。如朱熹《朱子語類》論述雷電：“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沈括《夢溪筆談》解釋彩虹：“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陳長方《步裏客談》記述梅雨天氣：“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謂之梅雨也，蓋夏至前後各半月。”葉夢得《避暑錄話》論述江南“過雲雨”（雷陣雨）、“龍桂”（龍捲風）。蘇洵《辨姦論》預報風雨：“月暈而風，楚潤而雨。”尤其是沈括《夢溪筆談·異事篇》對氣象、物候之創見，朱思本《廣輿圖·占驗篇》對天、雲、風、日、虹、霧、電等航海氣象之“占驗”，堪稱典範。宋元時期為我國古代氣象科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其氣象之學遠紹漢唐根脈，近啓明清端緒。

至明清，氣象學雖發明不足，但在總結演繹前人成果方面可圈可點，尤其是深受“西學東漸”浸染，氣象之學呈現出由傳統向近代轉變的趨勢，初露近代氣象學的曙光。其中，明代雨量觀測、航海氣象、天氣預報等技術日益精進，“南北寒暑”“晝夜長短”“蜃氣樓台”等理論認知不斷深化，農業氣象諺語廣泛傳播，氣象雲圖等推廣使用。在官方，“月奏雨澤”成為常制，顧炎武《日知錄》載：“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永樂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儲，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在民間，“占候諺謠”成為常用語，如明初婁元禮《田家五行》記載氣象諺謠，凡分論日、論月、論星、論風、論雲、論虹、論雷、論霜、論雪、論電、論氣候、論山、論地諸篇，皆反映了明初農業氣象知識和天氣預報經驗。明清之際，西方科技的傳入為我國氣象科學帶來了新技術和新觀點。傳教士將西方當時比較先進的温度計、濕度計引入中國，清人還仿製了冷熱計、燥濕器；利用《三光圖》等雲圖預報天氣；出現了炮擊雹雲，消除冰雹的技術。梁章鉅《農候雜佔》凡分四卷，從天文、地理、人事、時令、草木、蟲魚等角度，論述了預測天氣變化、解釋氣候現象、把握氣象規律之理論，是古代農業氣象諺語的集大成之作；遊藝《天經或問》凡分圖序、天、地三卷，全面闡釋了天地變化的情勢，解答了氣象變化的規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適應性、經驗性氣象知識的侷限，是近世少見的氣象原理之作，也是我國科學氣象學之肇始。

在古人的觀念中，氣象既是“天”的自然表徵，也是“人”的觀念塑造，這種超自然的人本理解，為原本自然的萬千氣象增添了濃郁的神秘色彩和持久的人文屬性。在遠古時期，面對變化莫測的氣候現象，人們深陷“天人相分”的思維邏輯中，本能、盲目、被動地適應着紛繁多變、循環往復的氣象世界。此後，古代先民在克服自然、改造自然、適應自然的長期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人”的能力和“人事”的價值，“天人合一”等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作為“天”的自然表徵，氣象也由此逐漸被人們認識、把握和利用，並持久影響着歷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在社會層面，“順天文，授民時”，人們長期利用氣象變化的規律和特點發展社會經濟，從事農業、牧業、交通、祭祀、水利等活動。同時，面對此起彼伏、綿延不絕的氣象災害，歷代官民積極抗爭，全力應對，利用各種力量抗禦氣象災害，並逐步建立了較為務實高效的氣象預報制度和災荒賑濟體系。在政治層面，中國古人相信“天文變，世俗亂”，“天垂象，見吉凶”，認為天道與人事、天變與政治有着神秘而微妙的關聯，凡君臣事天不誠、賞刑不當、忠良未用、奸邪盈朝、聽信讒佞、征斂掊克、靡費天下、刑獄冤濫等，都會上幹天和，招致天變。《史記·天官書》謂：“凡天變，過度乃佔。……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漢代董仲舒將其總結為“天人感應”之説，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後，這種“天人感應”“災異天譴”學説長期成為制約皇權與重塑秩序的政治規範，並與歷代王朝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在文化方面，最突出的表現當為參用陰陽五行解釋天氣現象，如《大戴禮記》以陰陽解釋氣象：“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陽氣盛，則散為雨露；陰氣盛，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二氣之化也。”鄭玄注《洪範篇》以五行解釋氣象：“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這些不斷積累的氣象知識及文化解釋，是古代先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產物，其對氣象規律、天人關係等複雜問題的自覺認知和客觀書寫，不僅反映了古人認識天文、應對氣象的理性取向和不斷增強的能力，且對今日之氣象事業也有一定的借鑑價值。

自古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生產依賴天文地理，因而古代氣象記錄注重實用，人們習慣將氣象信息載諸天文書籍及小説筆記、詩文遊記、方誌野史等，充分展示了古代先民“求真”的氣象智慧和“務實”的書寫意識。今天，秉承“稽古振今”的歷史使命和學術擔當，系統整理、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氣象文獻，傳承氣象文化，弘揚氣象科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