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平:印度獨立自主外交改變了嗎

近日，印度在“聯美遏華”方面動作不斷。一是借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之口，拋出所謂人權及民族和解問題，施壓斯里蘭卡，試圖獲取科倫坡港東部集裝箱碼頭的開發運營權，以期遏制中國在斯里蘭卡的影響力。二是印媒大肆炒“美日印澳四國對話機制”（QUAD）擬於10月舉行第二次對話會的消息，宣稱印度將努力締造基於共同價值觀的聯盟，推進“自由開放印太”構想，鉗制中國“擴張主義”及海上活動。

除外交層面，印度還試圖從軍事層面進一步推動四國對話機制，不僅加大力度獲取美國敏感軍事技術，舉行高級別防務會談，自今年6月以來印度海軍還先後聯合美、日、澳等國舉行四次大型軍演。

客觀而言，在當前形勢下，印度與美國不是完全沒有共同現實利益基礎，一些別有用心的美國政客也希望印度發揮地緣政治便利，充當制衡中國的棋子。然而，印度是否真的甘心充當棋子呢？回顧1947年以來的美印合作歷史，答案是否定的。就印度自身情形而言，美印當前的“夥伴關係”也不具備深化為“軍事聯盟”的現實基礎。

首先，印度國內疫情失控和經濟崩盤使其無暇做戰略方向上的深遠調整。目前印度新冠疫情絲毫沒有出現放緩跡象。莫迪政府的防疫策略飽受國大黨等反對派以及國內民眾的質疑與抨擊。印度市場需求疲軟，出現公司倒閉裁員大潮，就業陷入嚴重危機，經濟復甦前景渺茫。據印度官方數據，今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暴跌23.9%，創下1996年開始發佈該數據以來最嚴重的季度性萎縮，服務、製造、旅遊、房地產等行業指標已逼近歷史最差水平，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或在2020財年達到90%左右的峯值，迫使政府不得不變賣國有資產融資，並進一步招致抨擊。莫迪政府在經濟層面的執政表現打破了人們對其再創“古吉拉特奇蹟”的期待，從而迫使莫迪在尋求連任時就不得不放棄經濟口號，轉而大打“國家安全”和“反恐”牌。隨着內外部形勢變化，大張旗鼓地增強邊境軍力存在，到處搞“小動作”，無異於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膽，只能短期內轉移矛盾和視線。印度承擔不起外部大規模衝突所帶來的代價，將發展重心放在全力提振國內經濟以及避免民生繼續惡化才是現政府的當務之急。

其次，莫迪的執政風格不符合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期待，莫迪個人形象並未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認可，外資對印度依然敬而遠之。儘管印度自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回顧莫迪執政6年來的表現，在意識形態層面，其與印人黨大肆宣揚的“印度教特性”本質上是印度教倫理與近代民族主義混合而成，試圖建立一個全面恪守印度教思想的國家。在執法層面，政府濫用概念模糊、訴權欠缺、合憲性不足的法律條款，打壓輿論，抓捕異議人士，因此在西方自由主義羣體中的形象不佳，甚至有人認為印度充其量實現了40%的民主，目前局勢“比英迪拉·甘地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緊急狀態還糟。”

再次，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傳統以及美印兩國間互信不足的現實，使印度徹底走上“聯美遏華”之路面臨重重障礙，印度民族主義者也反對任何削弱印度戰略自治的行為。到目前為止，所謂“同盟”或“聯盟”只是個別學者或媒體所言，印度官方話語中從未明確表態與任何國家結盟。印度某高級外交官員就此向筆者解釋：“印度官方資料裏面從未提出過與美國結盟的説法，過去沒有，現在也不會有。印度希望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本月初，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在參加“美印戰略伙伴論壇”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對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考慮到中印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各自超過10億的人口，“兩國之間達成某種理解或平衡非常重要。”暗示印度政府並不甘心成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工具。事實上，不僅印度方面對放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心存芥蒂，美國方面也並非對印度推心置腹。2019年，美國《外交》9-10月號曾發表前美國駐印大使羅伯特·布萊克韋爾和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阿什利·特利斯合寫的《印度紅利》一文，明確指出印度不是美國的盟友，美印在亞太地區只是相互利用，美印兩國的做法都不會為長期合作提供穩定基礎。

回顧美印合作歷史，不難發現，印度算不上美國穩定可靠的“夥伴”，不會給美國做出任何明確的安全承諾，而是會基於本國利益綜合權衡成本和收益。印度與美國改善關係，只是實用主義外交策略下的權宜之計，美國莫要妄想把印度用作遏華棋子。早在19世紀晚期，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就曾在《通向印度之路》中無限感慨地寫道：“你們，到處散佈着遇難船隻的遺骸，它們活着時可從沒抵達過。”印度知名歷史學者斯里納特·拉加萬在《最危險的地方：美國在南亞的歷史》一書中提到，“儘管在過去二十年內，南亞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佔據重要地位，美國在南亞投入了數百億美元和犧牲了數千條人命，卻似乎基本沒有收穫什麼效果。”

中國一直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與印度實現睦鄰友好，也不會危及印度發展。當前印度對華強硬舉措決非明智之舉，也看不到支持其長期持續的政治與經濟基礎。（作者是海南亞太觀察研究院南亞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