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疫苗民族主義”與多邊主義

部分因為北半球秋冬季節普通流感頻發，多數經濟體的新冠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各國邊境管控僅能有限度放寬，世界因此對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的疫苗寄予厚望。但疫苗不是一般性產品，從研發到三期臨牀試驗證明安全、有效後，在緊急使用階段還需進一步優化，得到相關經濟體的醫藥管理機構批准使用後才能量產、廣泛接種以實現羣體免疫。

目前已經向世界衞生組織（WHO）報備的在研疫苗有40多款，其中已進入第三期臨牀試驗的9款中有4款是中國企業研發的。任何一款準疫苗距離成功進入使用階段都要有一個過程，一些準疫苗難免被淘汰。

研製、生產一款疫苗的經濟和技術投入極高，產能必須以質量保障為前提。而這種質量保障又以其先期試驗人羣的健康安全保障需求為前提，這決定了僅有少數經濟體能做到自研自用。所以，一些經濟體採取了在研發階段與他國合作（包括準備入市產品的分裝、運輸）；另一些經濟體則因沒有疫苗自研或參與研發的機會，需要通過國際採購才有機會獲得產品供其民眾接種使用。WHO的疫苗預先認證為國際採購提供了技術性參考。

基於全球新冠疫苗供應劑數的不確定性，以及與有接種需求人口之間的龐大差額，獲批產品推出初期出現供需短缺是難免的。WHO連同全球免疫聯盟（GAVI）、由蓋茨基金會資助成立的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在今年9月發佈的”新冠疫苗實施計劃”（Covax Facility）列出的目標，是在2021年末有20億支疫苗可供中低收入經濟體使用。參與該計劃的經濟體有望滿足其20%的人口接種需求。

當下，在科技上有研發能力、經濟上有支付能力的發達經濟體，“疫苗民族主義”是普遍性選擇。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獲批使用的疫苗，只有“準疫苗”或者説可以批准緊急使用的產品，多個發達經濟體已經通過與疫苗研發企業簽訂預先訂購合同的途徑，為滿足本國的疫苗使用需求做準備。據稱，美國、英國、歐盟和日本已經鎖定了13億支潛在新冠疫苗的使用權。

疫苗分配的可及性僅是世界面臨的挑戰之一。如果以同物同價為原則分配新冠疫苗，對多數中低收入經濟體而言將處於可望而不可即的窘境。其實，包括普通疫苗在內，這些經濟體的可支付性挑戰一直存在。GAVI由疫苗生產者組成，它將無力自研自用的經濟體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分類，一部分需要全額支付，另一部分則可得到有補貼的低價疫苗。

“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是一種多邊主義安排，被其推出者稱為“自巴黎氣候協定以來最具雄心的國際合作”。該計劃的出現，表明疫苗作為國際衞生公共品的理念得到了認可。開發者和使用者通過銷售計劃談判，而相互進行利益保護。

必須看到，“疫苗民族主義”行為有歷史先例。例如在2009-2010年的H1N1病毒疫情應對過程中，少數發達經濟體選擇了以研發和支付能力為基礎而抱團互助，甚至囤積疫苗，等本國接種需求充分滿足後才開始謀劃向其他經濟體推出。但此時疫情已經基本結束，因此出現了疫苗過剩。可見，“疫苗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

我們還要看到，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全球性挑戰，在疫苗需求強勁的情形下，保障並擴大本國疫苗生產，且對疫苗針劑、包裝和注射器生產所依賴的材料的全球性流通設置限制，這種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這也是“疫苗民族主義”的表徵之一。畢竟，疫苗產品的跨國流通也是國際經貿競爭的載體之一，背後涉及品牌、經濟和政治等產品衍生利益的博弈。

現實世界中，公共衞生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博弈的領域之一。疫苗的採購若是以產品的國別屬性為核心指標，那將是“疫苗民族主義”的另一種形式。那種不以疫苗與接種人羣所需的病理學原理匹配為採購政策指針的做法，有違基礎醫療常識，也許能博得一時的政治運作收穫，但實質上是對其國民不負責任。

根據業已公佈的“新冠疫苗實施計劃”，中國在單價方面因人均收入水平處於中等偏高階梯而不會得到特別照顧。即便如此，在這一計劃中，中國將有機會成為產品的供應方和採購方，特別是在國內產能不足以滿足需求的情形下。作為供應方，加入集體談判可節約雙邊談判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新冠疫苗的多邊主義安排，不可簡單化地理解為與“疫苗民族主義”形成對抗。特別是在應對新冠疫情的挑戰中，病毒的傳播不分國籍、不認國界，也不認經濟體和個人支付能力的差距。儘可能多的經濟體儘可能早地得以通過疫苗接種而實現羣體免疫，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和人員往來就有望儘快恢復常態。所以，在疫苗的實施方面踐行多邊主義也是維護自身公共安全的一種舉措。事實上，包括歐盟成員國在內，不少經濟體在選擇雙邊預購安排的同時，也加入了多邊實施計劃。         新冠病毒的病原學機理尚未被科學界發現。未來對新冠疫苗的需求，會不會像非典疫情過後那樣消失，也是未知數。總而言之，“疫苗民族主義”和多邊主義之間在進行着一種競賽。多邊計劃有利於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多種情景做準備。（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