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四國機制”升級，中國如何破局

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外長日前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關於此次會議，日本首相菅義偉稱，在世界面臨病毒大流行挑戰的時刻，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極為重要。事實上，如何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繼續是四國對話的核心內容。

從時間點來看，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一方面，這是疫情期間少有的實體外交會議，是日本新政府主辦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會議，體現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另一方面，這次會議是在中國與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關係同時惡化的背景下召開的。四國應對中國的戰略需求顯著上升。

美國仍然是“四國機制”的主要推動力。四國的第一次對話是在2004年，後來這一機制基本停止。2012年以後隨着中美關係的逐漸緊張和中國的內外政策變化，美國建立反華陣營的呼籲得到其他三國的更多呼應，“四國機制”於2017年重啓。當然，這次美國國務卿取消其他訪問保留東京之行，並非僅是為了對付中國，摸日本新政府對外政策的底，也應是一個重要目標。日本新首相延續了安倍關於“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設想，似乎已得到了美國的認可。

日本的主張是四國在目前的最大公約數。日本的主張主要包括兩點：一是，印太願景是區域法治和自由航行。這是各方、包括四國以外的很多國家，都可以接受的概念。二是，日本意識到“美國一國獨大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美國單邊主導的安全機制逐漸失效，需要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多邊安全機制，才有可能維護地區穩定和安全。這意味着，日本要應對的，是一種體系性變化，並非必然是某個特定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制衡中國”是四國的共同目標，但由於地理位置、與中國關係以及對外政策傳統的差異，四國在如何應對所謂“中國威脅”方面有顯著差異。

美國的反華姿態最積極，不僅把“四國機制”定義為反對中國的戰略集團，甚至還要吸收更多的國家參加，以組建出一個“亞洲版的北約”為目標。

與美國相比，其他三國則努力淡化“四國機制”中的反華色彩，更願意強調其中的積極性和建設性。澳大利亞看待中國時，更多是出於價值觀差異，而非具體的戰略威脅和利益矛盾。日本的考慮比較複雜。一方面，日本要藉助其他國家的幫助來敲打中國，改善在中國面前的博弈地位。另一方面，日本又不願意與中國真正為敵。在四國中，日本與中國在地理上更近（跨過東海比翻越喜馬拉雅山更加容易），與中國的互動關係也更加複雜。此外，與中國為敵會降低日本在美國面前的國際地位，也會削弱其好不容易獲得的戰略獨立性和自主權。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相比，印度參加“四國機制”的積極性更具有時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中印在邊境地區的緊張狀態。印度試圖藉助一個更加緊密的、有組織的機制，來增大對中國的壓力，迫使中國在相關問題上對印度讓步。

雖然“四國集團”仍然是一個被誇大的概念，但四國對話機制已成為事實上的四國磋商機制。四國雖然是在對中國打外交牌，但也已經認真地考慮聯手應對中國的戰略可能性，需要中國進行認真地思考和應對。這涉及到三個層面的問題。

一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霸權國家與地位鄰近的新興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關係，是一個經典的議題，中國難以迴避。但是，中國可以對博弈的烈度和方式選擇施加自己的影響。二是，中國與地區秩序之間的關係。一個自由、開放、包容的地區秩序，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中國應該大力支持這一概念。三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尤其是在價值觀方面的關係，需要更加科學的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國文化沃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又汲取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有益經驗。這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與世界主流價值體系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是“既東又西、既中又外”。中國要強調自己在世界文明體系中“帶有中國特色的共性”。只有這樣，美國打着“價值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旗號來建立反華同盟體系的努力，才不會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支持。中國才能破局。（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