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康睿:“中亞民主島”為何又陷動盪

吉爾吉斯斯坦自獨立以來爆發過多次政治、社會層面的危機與動盪。當前這次危機直接產生於部分政黨對議會選舉結果不滿，繼而釀成騷亂。對於吉爾吉斯斯坦，西方學者加了不少定語，説它是“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被管控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或“弱國家”（weak state）等，這些詞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吉爾吉斯斯坦政體的混雜。縱觀吉爾吉斯斯坦歷次動盪，筆者認為歷史性、現實性、體制性三大因素影響了該國局勢穩定。

吉爾吉斯斯坦與其他中亞國家相比，政治體系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缺乏一個總統領導下的強力政黨，這是本次動亂中的體制性因素。吉爾吉斯斯坦各個政黨普遍來説組織脆弱、名稱多變、關係盤結，難以形成較為穩固且目標一貫的政治力量。比如出了三位總統的社會民主黨，就因熱恩別科夫和阿坦巴耶夫之間的鬥爭而分裂成兩派，無法以一個完整的政黨行為身份參逐此次議會大選。而且，總統與其支持力量的關係更像是一種暫時結盟，而非政治體制內或政黨體制內的結構關係，難以長期通過其領導下的多數黨取得議會支持。吉爾吉斯斯坦被西方冠以“中亞民主島”的稱號，但從另一角度來説，這也是缺乏強力政黨的妥協政治的一種體現。這類體制性因素是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穩定的主要障礙。

吉爾吉斯斯坦政局動盪，政局的現實因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一些政客捲入的腐敗醜聞與裙帶關係損害了政府在民眾中的公信力，政治人物間的權力鬥爭也破壞了政治穩定性。從首任總統阿卡耶夫開始，吉爾吉斯斯坦歷任總統都或多或少捲入了腐敗案，其他不少官員更是如此。有中亞本土觀察家指出，對腐敗問題的異見是兩任總統分道揚鑣的重要原因。熱恩別科夫堅持對腐敗行為的查處，而阿坦巴耶夫曾在任期內便宣稱成功地與腐敗問題作鬥爭，因此阿坦巴耶夫認為繼任總統的行動是對其本人尊嚴和治理成果的挑釁。在權力分配上，阿坦巴耶夫卸任總統後試圖通過其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贏得2020年議會大選，繼而獲得總理一職。但這個設想顯然沒有獲得熱恩別科夫的支持，二人最終決裂。

歷史性的助推作用指的是吉爾吉斯斯坦國內仍然有部落影響的參與。吉爾吉斯斯坦國內南北部落的對立是一個長期話題了。吉爾吉斯斯坦南部毗鄰農耕文明繁榮與宗教氛圍濃厚的烏茲別克斯坦，與該國北部在自然環境和社會氛圍有較大差異。南北對立雜糅了對生活方式和宗教態度的爭端，進而引申出權力的爭奪。南北對立以部落政治動員的模式割裂了吉爾吉斯斯坦政治上的統一性，部落力量可以成為政治人物上升期的支持者，也能成為政治人物黯淡時的庇護所。本次騷亂期間便有流言傳出熱恩別科夫離開首都前往南方尋求支持，迫使總統新聞秘書現身闢謠。

歷史性因素反映了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建構的崎嶇，該國獨立以來爆發了多次嚴重的族羣衝突和政治危機。目前吉爾吉斯斯坦在應用兩種成熟的國家建構模式方面都有較大困難。一方面，吉爾吉斯斯坦的邊界輪廓確立於蘇聯時期，由莫斯科方面一手把吉爾吉斯人的聚居區劃分出來，並且逐步從自治州升格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這種邊界很大程度上並非國家歷史疆域的現代化和國際法上的確立，更像是一種國內行政區劃的調整。因此，吉爾吉斯斯坦碰到了基於特定疆域的公民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的難題。另一方面，吉爾吉斯斯坦是一個多元民族國家，族羣關係一直是當局棘手的困難。過分強調基於族裔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將會損害到那些非命名民族的利益和尊嚴，釀成族羣衝突。這是吉爾吉斯斯坦碰到的基於族裔民族主義的國家建構的難題。

因此，在吉爾吉斯斯坦近期的動盪中，筆者認為，矛盾的根源出在“弱政治”的體制上，現實權力鬥爭則直接引爆了潛伏着的矛盾，歷史上形成的南北部落對立格局則通過政治動員的方式加劇爭端並擴大了矛盾。

另外，境外的資助和干涉也值得警惕。“鬱金香革命”後，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政治生態發生了深刻變化，大量非政府組織（NGO）就此紮根。2006年，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有超過8000多個非政府組織，成為中亞地區非政府組織存在密度最高的國家。誠然，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是非政治性的，但大量存在的非政府組織加大了管理上的難度，其背後的資金鍊和人員網難以被追溯，這為部分有着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組織比如一些涉及所謂“人權觀察”的組織打開了方便行動的大門。（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政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