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向安玲：民調是國際話語權競爭重要領域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不久前發佈民意調查結果顯示，14個發達國家民眾對中國的負面態度創新高。顯然，這些國家受訪民眾的對外認知，受疫情期間西方媒體的影響較大。透視西方民調機構在政治上發揮的作用，就可以發現一些潛藏的“秘密”。

引導輿論的手段

事實上，同樣是皮尤今年9月調查的結果，美國因新冠肺炎疫情應對失當國際聲譽急劇下降，跌至歷史最低點；與此同時特朗普雖然抗疫不力，但在接受調查的美國人中仍有超過七成的共和黨人和近三成民主黨人肯定其抗疫工作，認為政府在疫情應對上做得不錯。該調查結果在一定範圍內引起輿論爭議，民調採樣的科學性和調查結果的準確性也成為關注焦點。

民調作為一種“洞察社情民意”的調查手段已有相當時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多個領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已成為西方政治生態中影響民眾認知的重要工具，也是引導輿論和建構話語權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美國選舉中，民調結果對於競選策略、輿論氛圍、選民態度都有着直接影響。大選民調不僅是公眾政治參與的一種話語手段，也成為了權力與資本操縱下的一種政治運作。民調結果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既反映了選舉過程中不同主體的話語聲量可見性和可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美國政治生態和利益結構特徵。

根據歷史數據來看，美國大選民調近年來偏差凸顯，2012年、2016年兩屆選舉中美國部分知名民調機構屢屢“翻車”。樣本偏差、問題偏向、隱性觀點、態度逆轉等系統性因素導致了民調結果的失真與失策，使得被調查的人、願意發聲的人、實際投票的人和還在搖擺的人出現異位。

美國民調為何失真？

除了調查技術本身缺陷導致樣本偏差，近年來美國政治、社會、文化氛圍的變化也加劇了民調失真。

一方面，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後進入“政治正確”時代，社會各界達成一種共識，儘量迴避公開談論種族、宗教、性別衝突、國家分裂等議題，過度政治正確意識形態導向下使得部分羣體面對民調機構不願意説出真實想法；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的分裂化和政治傾向極化導致所謂的中間派成為“沉默的大多數”，部分“非主流”派別在民調機構面前往往會隱藏其真實傾向，即使接受民調其反饋和具體行動也往往存在偏差；此外，搖擺選民的態度也成為民調過程中最不可控因素之一，在中美博弈、新冠疫情等黑天鵝事件頻發的當下，傳統線性預測模型往往無法準確預判最後一刻的決定。

雖然諸多系統性偏差不可避免，但2016年大選預測翻車後，美國民調機構在採樣、糾偏模型構建、環境因素採納等環節預計會進行針對性控制和優化。除了系統環境和技術環節中的不可控因素，美國民調機構本身的專業性、獨立性和黨派傾向性也成為影響民調結果的隱性因素。對於多數專業民調機構而言，其雖然具備自身的黨派傾向，但在專業運作上具備較強的獨立性。不過仍不排除部分民調機構受政治和商業利益綁架，在採樣、問題設計和數據處理等環節存在一定選擇性偏見。

例如，在10月8日副總統候選人辯論之後，福克斯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發佈的民調數據出現巨大偏差，前者作為老牌共和黨派媒體認為彭斯以69.7%的支持率領先於哈里斯，而後者身處民主黨陣營則認為哈里斯以59%的支持率佔據領先地位，超過20%的調查結果偏差凸顯了民調本身的黨派傾向性，也將民調專業倫理問題拉出水面。

可見相比於取信單一信源，通過綜合對比各家民調機構數據能更接近真實情況，同時需要將民調本身的政治傾向和歷史數據可信度納入評估，在動態追蹤多信源數據變化中窺探趨勢、預測未來。

實現多維度刻畫民意

相比於美國民調機構的成熟發展，中國的民調行業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缺乏國際話語權和品牌公信力，對西方專業信源依賴度高。尤其是部分民調機構內部數據割裂嚴重，資本權力等干擾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國際話語聲量。

中國民調要實現彎道超車，首先要秉承專業素養和媒介倫理，最大程度保障民調本身的真實性、專業性、獨立性和公正性。

其次，需要充分藉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通過大數據深度溯源挖掘和全面覆蓋克服抽樣偏差，跳脱樣本框架、儘可能接近總體全貌。

再次，基於多源異構數據的相互驗證，對虛假民意進行識別和糾偏。

此外，基於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從意識形態、社會心態、網絡輿論、羣體行為等多層次識別，在挖掘顯性觀點的同時深度洞察隱性觀點，由表及裏實現民意的多維度刻畫。

在充分激活“技術紅利”的同時，需進一步從國內民調拓展至國際民調，通過專業聲音助力全球話語權構建。前期可考慮在我國的適當地區開設國際民調機構，以專業倫理為核心原則、以數據智能為核心支點、以全球視野為切入點，進一步提升我國民調機構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總體而言，民調數據只是我們洞察民意、瞭解社情、窺探趨勢的一個窗口，限於系統偏差和環境噪音，即使是專業民調機構也難免出現失真和失策。但偏差並不是影響民調可信度的關鍵因素，實事求是的客觀化運作才是民調價值之所在，也是民調機構建構品牌聲望、贏得國際話語空間之基礎。（作者分別是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