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具有全局意義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以深圳經濟特區設立40週年為契機，中央從改革頂層設計出發，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將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旗幟的深圳特區，邁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新步伐，開始中國在改革深水區創新改革方式方法“啃硬骨頭”攻堅克難的新一輪探索。

今年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通過更多發揮內需潛力，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複雜嚴峻形勢的當下，更好把握種種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以及依託中國自身業已雄厚的發展基礎提升主動權，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從這個戰略目的來看，深圳也正是實現雙循環戰略示範區的最佳選擇。

首先，作為經濟特區，深圳40年的改革開放探索和實踐無疑是最成功的，已經成為解放生產力、實現經濟超常規發展的一個奇蹟。一方面它客觀上很好形成了與廣袤本土腹地緊密的有機聯繫，在“內循環為主體”上，深圳擁有堅實的發展基礎；另外一方面，深圳又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前沿陣地，毗鄰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擁有內外多方兼顧的戰略地位，使得深圳在內外循環積極互動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地緣優勢。

經過40年的探索，深圳還以經濟結構高端化優勢，明顯領先於內地而亮點紛呈，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中舉足輕重的數字經濟，已形成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支撐力。站立在數字經濟的高地上，深圳一方面可以服務於“內循環為主體”，另一方面又可以與外部經濟便捷地良好互動，形成內外循環相互促進之勢。所以，現在結合雙循環選擇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標杆式試點城市，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也正是因為在地理關係上，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領頭城市，毗鄰港澳而可緊密聯合大灣區和開放概念下的整體經濟力量，通過一體化高質量發展打造更強勁的經濟增長極，可順勢尋求在世界上形成有一流競爭力的新崛起大灣區，即在全球已有的紐約、舊金山和東京這三大灣區之外，中國要形成一個可以與它們一比高下的成為強勁增長極的大灣區。從這個角度上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實施，深圳的地位非常突出。

將上述種種戰略定位因素和“守正創新”的超常規發展思維疊加，來認識《方案》的出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中央的現代化通盤戰略部署上，讓深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行示範區，所賦予的份量和期待。

《方案》中明確指出，2022年，深圳各方面制度建設要取得重要進展，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大制度成果。這説明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的意義和價值重在“可複製”，深圳的創新試驗、改革衝鋒，決不侷限於深圳本身的發展考慮，它鮮明體現着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的全局性，即頂層規劃與局部先行先試、總體配套和“繼續摸石頭過河”的有機結合。其實，從上海自貿區的設立開始，中央就特別強調，這種對外開放和以開放催化、倒逼改革的探索，已決不侷限於給予某一區域以特殊優惠政策，來形成一個“政策窪地”，而主要是讓這些制度創新先行區在探索出成功經驗後，儘快複製推廣，形成星火燎原之勢，讓制度上的改革成果惠及全國。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在《方案》中賦予了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這也很好體現了中央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堅定決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外部環境因素更趨複雜。毋庸諱言，在嚴峻形勢之下，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到底有多大，不少人會對此產生困惑。而《方案》的出台，則相當於一篇響遏行雲的宣言，體現出中央決心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並正在將這一決心與定力，具體化為通盤規劃覆蓋着的關鍵先行區域的實踐環節。

目前全球經濟正經歷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更要把握住自己的確定性。《方案》的出台，就很好地體現了中國的戰略耐心與定力，這正是我們的確定性。中國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就是堅定不移地擁抱全球化。在改革開放之路上要堅定不移地在深水區攻堅克難。不論外面怎麼風雲變幻，美國怎麼遏制和封堵，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國策，決不會動搖和改變。

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思路上並不複雜，就是體現在中央明確強調的，從進一步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鼓勵幹實事、敢擔當、有作為，到要素流動的改革指導文件，再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通盤指導文件，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範區的實施方案，這一系列舉措環環相扣。當前一些人之所以覺得困惑，其實更多來自外部環境變化，雖然一隻只“黑天鵝”不斷地飛起來，但我們內部的戰略耐心、戰略定力、實現現代化願景的主心骨堅如磐石，一百年不動搖。（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