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疫情危機呼喚經濟學脱胎換骨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授予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教授保羅·米爾格羅姆和羅伯特·威爾遜。兩位得主不僅闡明瞭拍賣工作如何運作，競標者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原因，而且利用他們的理論，發明了一種針對商品和服務的新型拍賣形式。

事實上，面對2020年的各種“黑天鵝”事件，經濟復甦的乏力，我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經濟學。經濟學不僅要能夠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夠改變世界，這樣的經濟學才算好的經濟學。回顧百年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經濟學曾經非常偉大，也非常有魅力，因為它數次全力拯救世界。現在，儘管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其中不少就像此次獲得諾獎的“用於改進拍賣理論和新拍賣形式”成果一樣，成為脱離大眾經濟生活實踐的精巧擺設。這不是諾獎出了問題，而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出了問題。新冠疫情大考給西方主流經濟學帶來巨大沖擊。

首先是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預期理論。疫情持續至今，更可能需要改變的是對抗疫的一個經濟學理解。疫情已進入“新常態”，只有預期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學會自救。面對疫情長期化趨勢，無論是經濟學適應性預期，還是理性預期都不管用，因為疫情可能會改變經濟的長期態勢。因此，對於企業來講，不是簡單的復工復產，更不是適應性預期問題，而是要尋找和確立新的市場定位和新的產業開拓，主動而為，積極拓展疫後發展的創新思路，實現浴火重生。

其次是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重心一直在研究資源的稀缺性上，強調經濟人的自利性，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實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稀缺性資源面前如何協同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最優一定不是社會最優，越是資源稀缺，越要強調協同性。按照經濟人自利性，一定是一盤散沙，效率最差。從這次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之所以形成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的對比，原因在於中國追求整體最優，每個人都願意犧牲一點自由，卻最先走出疫情恢復正常生活，達到真正總體的最優，而西方國家強調個人最優，結果在疫情面前出現集體非理性，社會無助無力，只能望“疫”興嘆。因此，沒有總體最優，就不可能保障個體的最優。個人如此，國家如此，世界更是如此。只有當所有國家成功控制疫情，全世界才能從疫情衝擊中恢復。只有當所有國家走上經濟復甦之路，世界經濟才能得以復甦。因此，在災難面前，開展全球合作至關重要。

再次是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這次疫情，讓更多人看到，只有政府有為，市場才能更有效。政府不但要擔當領導者、組織者、協調者，更要主動緩解企業困難，給予必要紓困援助，千方百計支持企業進行疫後的結構性調整和重要創新舉措。政府最重要的經濟責任就是：讓經濟環境更安全，讓市場運行更暢通。正是在政府的強有力支持下，中國企業迅速復工復產，經濟運行很快暢通起來，並激發出各類經濟主體的內在活力。

最後是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制度因素是外生變量的假定。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尤其是應對突發危機、降低風險影響，更要發揮制度的威力。而西方經濟學有意識地淡化制度因素的作用，固執地認為制度只是經濟學的外生變量。抗疫實踐證明，一個好的制度更有助於穩定大局、安定人心，有助於人們從容應對挑戰、化險為夷。重視經濟學的制度研究應成為今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只有制度更成熟、更強大，應對風險挑戰才更有依託和底氣。

在上世紀的“大蕭條”中，新古典經濟學脱胎換骨，凱恩斯經濟學應運而生。這次疫情造成的全球大停擺，也給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個提醒，經濟學再也不能固步自封，唯有改革才是希望所在。今天拯救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路同樣需要構建經濟學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只有各國政府齊心協力攜手合作，我們才能勾勒出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願景：推動經濟更加穩健發展，促進社會公平，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為應對下一輪疫情大流行做出更好的準備。同時也應看到，中國抗疫的實踐以及經濟快速復甦的經驗都是經濟學研究的極好素材。這是中國經濟學的機遇，也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機遇。（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