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司法公正與輿論監督良性互動

目前，多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案件，有了最新進展，比如鮑毓明案、李心草案。與最初輿論描述的情況相比，事件的真相都有較大反轉。在這些案件的初期，輿論一度呈現一邊倒的洶湧之勢，鮑毓明、羅秉乾被刻畫為十惡不赦的兇手；警方和司法機關按程序辦案，卻被貼上了“包庇縱容” “黑幕”等不公正標籤。辦案人員頂住壓力，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還原真相，維護了公平正義和法律尊嚴，值得點贊。

近年來，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自媒體的迅速勃興，構築了新型網絡輿論場，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工作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對於拓寬了公眾司法參與渠道、維護司法公正，具有積極意義。一些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輿論監督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必須正視的是，輿論監督是一把雙刃劍。由於自媒體零門檻、無邊界的特點，加上網民知識水平和法律素養方面的不足，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無序參與的狀態。輿論監督“踩過界”的情況時有發生，越俎代庖，充當“媒體判官”，干預獨立審判，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如何構建和推進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動，已經成為擺在司法機關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我國建立了多層次的監督體系對司法權進行監督，輿論監督是其中的重要環節，既要能夠充分發揮其作用，也要避免對司法權造成的不恰當干涉，破壞獨立審判原則和法律的權威性。

盤點幾起熱點案件，其傳播鏈條通常是，網絡上各路媒體第一時間迅速介入，經由意見領袖的“加持”主導，對事件進行標籤化、臉譜化定性，羣體情緒開始一邊倒，塑造出一個“虛擬真相”。在這一過程中，某些媒體為了追求轟動效應，不是以法律和事實為出發點，而是打着正義的旗號，有意迎合“審醜趣味”，甚至刻意誘導、“帶節奏”，傳播小道消息，放大某些偏激訴求和片面觀點，越聳人聽聞，越有流量。情緒化的謾罵發泄成為主流，客觀理性的聲音反而被沖淡、淹沒。“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繭房”，進一步固化了這種態勢，令輿論監督偏離了正確方向，對司法工作造成了巨大壓力。

司法工作有其專業性、封閉性、程序化的特點。相反，網絡輿論則具有高度的開放性。許多媒體動輒不加核實就大肆爆料，作出片面失實報道。甚至超越司法程序，在案件尚未審結前，就基於片面信息進行定性、定罪、量刑。一旦形成輿論風向，公眾慣於按照刻板成見，站在道德高地以“上帝視角”大肆批判，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法律”進行主觀裁量，而不考慮現行法律的界定。從而形成了強大的“話語霸權”，輿論監督淪為“媒體審判”。

有一種觀點認為，輿論的反應程度，是犯罪造成的社會影響力的體現，因而也是犯罪行為的後果之一，是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節。但問題在於，這種輿論反應首先應當建立在完整真相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會適得其反。

比如，在鮑毓明案調查結果披露之前，韓某某被“塑造”成了一個楚楚可憐的受害者。而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聯合調查顯示，鮑毓明與所謂的養女韓某某實際為同居關係，不存在收養、洗腦、性侵等情況。韓某某年齡造假，其多次報案、撤案、對外尋求幫助，均是與鮑毓明產生矛盾後製造的鬧劇。如果按照“媒體審判”，就會帶來“誤傷”，損害法律的權威。

輿論監督失當的另一個表現是輕視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法律正義價值的重要方面。而輿論行使監督權的過程中，有時對於還未超過審理期限的案件，卻催促司法機關儘快結案，“還受害者一個公道”，“給人民一個交代”。否則，就按照“陰謀論”指責司法機關有意拖延。

鮑毓明案剛爆出時，某微博上擁有2800多萬粉絲某大V明星，就發博文稱：“沒有嚴懲，只見保護傘，警察叔叔們的心不疼嗎？”其實，“保護傘”一説純屬子虛烏有，但這樣的片面之詞卻得到大量的轉發、點贊。而有些外媒，基於國內網絡輿論場，便將此案上綱上線到“引發了人們對該國父權文化和當局不願干預性侵案件的憤怒”，這無異於為境外勢力“遞刀”了。

同時，不當的輿論監督，也損害了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尤其是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正當行使辯護權時，往往承受巨大壓力。還衍生出了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手機短信轟炸、恐嚇等“次生災害”。超越司法公開的界限，肆意侵犯個人隱私。這恰恰是欠缺法治精神的體現。

李心草案中，被告人羅秉乾以及案發時在場的李某、任某，被人肉搜索，甚至貼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等“暢銷”標籤。理性分析的聲音，則被質疑是為兇手“洗地”，被扣上“聖母婊”的帽子而遭到打壓。這種“多數暴力”，為探尋真相帶來了阻力。網民不自覺間扮演了施暴者的角色。在有些案件中，有的訴訟參與人，通過刻意歪曲案件事實，炒作、包裝話題，營造對己方有利的輿論環境，向司法機關施加輿論壓力。

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不當的輿論監督，貶損了司法機關形象，破壞了獨立審判，消解了司法公信力，令司法機關陷入“塔西佗困境”。 

司法機關對網絡輿論監督，要有正確的認識和態度。首要的一條是嚴格按照法律的程序獨立辦案，敢於抵制非理性、非法的訴求，這是引導輿論的關鍵。法院每一次的依法判決，其實都是一次對於良性輿論監督的積極反饋與合理規制。在李心草案宣判之後，很多網民對自己之前針對羅秉乾的過激言論，表達了歉意，並表示在真相完整浮出水面之前，應當“讓子彈飛一會兒”。這有利於讓輿論監督在不斷的總結反思中，逐漸形成合理的邊界和行為規範。如果屈從、迎合、妥協，反而是對法治精神的褻瀆與背叛。

司法機關應當意識到，“愛之深，責之切”，對於輿論監督應當化壓力為動力，不斷改進工作，而不能存在牴觸、對立、逃避心態。謠言止於真相。在保護當事人的隱私的前提下，把握時機及時反饋實情，才能防止各種質疑猜測和不當解讀。司法公開還應進一步擴大範圍、方式，提高司法透明度，增進輿論對司法機關的信任感。近幾年來探索的案件審理過程網絡直播、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等方式，開闢了公眾參與司法監督的新渠道，獲得好評。

同時，司法機關應主動與媒體、民眾積極溝通，聽取意見和建議，並向媒體、民眾反饋輿論監督中出現的問題。應高度重視輿情監測工作，打造由法律、網絡技術、新聞傳播等不同專業人才組成的輿情監測隊伍，提高輿情預警效率和專業化水平， 

網民知識結構和法律素質的相對不足，也是導致網絡輿論監督“跑偏”的因素之一。根據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網民學歷結構方面，初中學歷的網民羣體佔比為41.1%，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佔22.2%，受過大學專科及以上教育的佔19.5%。網民“娛樂至死”的獵奇心態，樸素的正義觀、恩仇觀、道德觀，集體狂歡式的參與快感，不少與現代法治精神存在衝突，加劇了涉法輿情的處置難度。

然而，司法機關不能對網民不能一味苛責。面對移動互聯網帶來的空前信息洪流和參與空間，司法機關感到難以適應，多數民眾同樣沒有做到準備，因而往往不自覺地被裹挾到輿論風暴漩渦之中。

這恰恰對司法機關做好網絡輿論監督應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機關還應當主動引導，提高普法宣傳的靈活性，以動漫、短視頻、互動小遊戲等符合網絡傳播特點、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將一些典型案例“提取”、“再現”，令網民參與對司法的輿論監督時，有所參照、有所對標、有所警醒。媒體囿於專業方面的不足，缺少這類作品。司法機關主動“喂料”，即有利於加強與媒體的互動溝通，也為打造正面輿論攻勢提供了新平台，帶動社會公眾提高法律素養，從而更客觀理性地去審視司法工作。宏觀大環境的改善，對於圍觀具體案件輿情，將起到緩釋潤滑作用。平時做足工夫，“戰時”才不會手忙腳亂。

目前，網絡輿論監督的法律制度還並不完善，有關部門應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使維護網絡輿論監督程序有法可依，防止輿論監督權利行使不當甚至被濫用。考慮到出台統一法律涉及面廣，難度較大，可以分步驟、分領域，針對重點焦點工作率先啓動。例如，規範訴訟參與人庭外言論的問題，可先納入法庭紀律中，要求訴訟參與人在法庭外不得發表針對案件實體部分的言論，避免影響案件審理。

再如，人肉搜索問題備受關注。《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自今年3月1日起實施，對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深度偽造等違法活動説“不”。最高法、最高檢也出台了關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的相關規定、司法解釋。可考慮與規範網絡輿論監督相銜接，出台更細化的法律法規。

司法機關還可探索與網信、宣傳等部門建立相應的聯席機制，加強協作。為維護獨立審判營造良好的網絡空間環境。這絕非是打壓表達自由，而恰恰是為了更有序、更規範地暢通網絡表達和司法參與，提升參與質量。比如，可考慮出台相關指引，讓輿論監督更清楚地明白“邊界”在哪裏，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

目前，網絡環境仍然依靠參與主體的自律而非過多依靠強制措施。自媒體的違規成本太低，往往是封號，“換個馬甲再冒泡”，且常常以“出於好心”作為免責理由。但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對於擾亂獨立審判、造成嚴重後果的自媒體責任主體，應當建立相應的懲戒機制，如納入個人誠信記錄，情節嚴重、觸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獨立審判和言論自由都是憲法明確規定的原則。網絡輿論監督與司法工作都是以公平公正為歸宿的，亦都以尊重客觀事實、追問真相等為基本職業準則。二者從來就不是一種零和博弈的對立關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發展中存在的個別問題。不會阻礙法治進步的前景。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構建新形勢下司法與輿論監督的良性互動關係，共同守護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葉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