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丹紅：解決犯罪低齡化，懲戒與防範並行

10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審稿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擬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已滿12週歲未滿14週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情節惡劣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應當負刑事責任。這個消息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不少網友表達了支持的態度，認為確實應當按照情節嚴重性來判刑，相關犯罪人員不能拿年齡小當“護身符”，但也有網友表達出一些擔憂，認為這並不能有效解決犯罪低齡化的問題。

近年來，社會上出現多起轟動輿論的青少年惡性犯罪案件，由於現行法律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相關規定，導致侵害人屢屢因為年齡不足14歲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引發民眾的不滿情緒。這次下調未成年人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一方面是回應輿論的關切，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現實背景因素。

犯罪低齡化問題已經成為困擾整個社會、學校和家庭的難題。一些低齡犯罪分子就是因為知道自己未滿刑事責任年齡，才有恃無恐地犯罪。隨着社會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普遍發育較快，心理早熟現象比較常見。並且，隨着大眾傳媒的發展和網絡時代的普及，未成年人接受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樣，“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對事物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的建立都相對更早。同時，隨着學校對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加強重視，未成年人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也會相應提前。法律最基本的作用是要維護社會秩序，《刑法》的制定要能體現出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如果具有辨認和控制能力的人犯罪不會受到懲罰，那麼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就無所體現。

因此，年齡不應該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牌”。從這一點來講，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也應該做適當的調整。應當説，此次修正案的調整是符合當前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的。

但是，單純的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滿足的只是對個例刑事裁決的輿論期待，並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手段。面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低齡化的困局，也不能完全寄託於法律和社會機制託底的矯治工作，還要注重防範工作。比如，重視未成年普法教育，提高未成年人和其監護人的法律意識，這些具有“防患於未然”意義的工作，顯然也很重要。正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童建明在去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所言，辦理未成年人案件，專業化和社會化要緊密結合。另外，也有專家建議可考慮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成立後，將其帶入特定場所進行矯治。部分人大代表也在議案中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踐行路徑。比如，建立未成年罪犯的學校，建立少年法院，建立比較完備的教育矯正體系，盤活現行法律規定的工讀教育、收容教養等刑罰替代措施等等。這些建議的本質，就是在保護未成年人和防範未成年人犯罪危險之間，尋求一種相對平衡。

法律應當與時俱進，回應社會正當期待，既不能一味對低齡未成年犯罪分子採取重刑主義，也不能以年齡為擋箭牌縱容青少年犯罪。法律的權威和價值，並不完全體現在處罰上，消除犯罪發生的原因也是體現法律價值的重要部分，將家庭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與法律責任相結合，多管齊下，堅持教育為主、懲戒為輔的原則才是更佳的選擇，這需要家庭、學校和整個社會來參與。（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疑難證據問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