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歐洲防疫“持久戰”的困境

近期，歐洲多國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連創新高，疫情呈加劇趨勢。出於對新冠疫情的認識和自身防疫體系的特點，多數歐洲國家選擇了與病毒長期共存、打防疫“持久戰”的策略，因此可以説眼下第二波疫情來襲是歐洲預料中事。但第二波疫情的來勢洶洶，仍暴露出歐洲“持久戰”面臨的困境。    

從防疫角度看，早在第一波疫情期間，多數歐洲國家就根據自身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和防疫體系的特點，做出和疫情打“持久戰”的預期，因此一些國家在採取算不上嚴格的防疫措施後就早早地“重啓”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在未實現“清零”的狀態下重啓，目前出現的第二波疫情來襲既是疫情在歐洲演變發展的自然表現，也是歐洲防疫策略的產物。不過，第二波疫情導致一些國家日增確診病例破萬的洶湧之勢，還是超出了歐洲的預期。儘管在經歷第一波疫情衝擊後，多數歐洲國家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資源儲備，短期內不會出現嚴重的醫療擠兑現象，但真正讓歐洲各國擔心的是，一旦第二波疫情在近期不能出現較為明顯的拐點，而是與秋冬季流感合流，則很可能沖垮多數歐洲國家並不牢固的防線。

現在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開始針對第二波疫情升級防疫措施，但原則仍然是“局部、精準”隔離或封閉，不搞大規模的“封城”或“封國”。為在邏輯上支撐這一策略，歐洲國家對疫情狀況的關注點也會逐漸從日漸暴漲的確診率轉移到還算穩定的重症病例數和死亡數上來。例如根據世衞組織統計，歐洲累計確診病例為670.3萬，死亡病例24.5萬，死亡率為3.7%，而在過去一週時間內確診病例63萬、死亡5839例，死亡率不到1%。但無論如何轉移焦點，如果眼下采取的防疫措施不能有效阻斷疫情從特定地區向全國和全歐的大規模傳播、不能幫助疫情在秋冬季流感肆虐之前出現較為明顯的拐點，對歐洲防疫“持久戰”的前景都難有樂觀預期。

因此，在疫情發展和人為干預之間建立起能經受住事實檢驗的平衡關係，是歐洲防疫“持久戰”面臨的首要困境。如果出現判斷失誤或繼續出現防疫措施落實不力的情況，“持久戰”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滑向被動“羣體免疫”的局面，而這在目前是既不科學（沒有研究結果支持個體能對病毒實現長期免疫）也不道德的（在接種疫苗條件下才能實現科學的主動的羣體免疫）。           

由於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特性，多數歐洲國家難以承受全力防疫帶來的次生經濟和社會代價。一些國家動用了財政刺激手段，歐盟也釋放出鉅額紓困資金，目的都是為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的衝擊提供信心支撐，避免經濟下滑過巨、失業率上升過快產生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但如果由於對第二波疫情出現誤判而採取了“綏靖政策”，疫情就可能對歐洲形成輪番衝擊，經濟進一步下行的風險就會繼續增大，歐洲付出的社會乃至政治代價也會更大。從避免更嚴重次生災害，避免防疫“持久戰”陷入揚湯止沸、得不償失的惡性循環的角度看，歐洲國家也要掌握好疫情進展和人力干預之間的平衡。

此外，歐洲防疫“持久戰”正在遭受民眾“新冠疲勞症”的衝擊。歐洲防疫“持久戰”的主體和對象都是民眾，承受疫情痛苦和經濟社會代價的主體也是民眾，因此能否有效解決目前出現的歐洲民眾“新冠疲勞”的問題，才是最終決定歐洲防疫“持久戰”成敗的關鍵所在。一些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六成的歐洲民眾開始對疫情持續狀況和時松時緊的防疫措施感到倦怠，這種心理會直接轉化為對個人防護的鬆懈、對羣體性聚集的強烈需求以及對政府防疫措施的抗拒甚至逆反行為，這會導致政府即便採取了科學的防疫措施也難以有效落實，“持久戰”極有可能因為民眾心理難以持久而落敗。

疫情帶給歐洲的不僅是醫療能力和衞生體系的巨大挑戰，其實也提出了需要在危機持續狀態下重新建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個人與羣體之間關係的重大問題。只有打一場政府與民眾休慼與共、相互支持的“人民的防疫戰爭”，才能確保歐洲看到“持久戰”的勝利曙光。 （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