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為何痴迷大國地緣博弈

尋求擴大和協調“五眼聯盟”針對涉華問題一致發聲，聲稱已經組建美日澳印四方聯盟應對中國“威脅”，甚至揚言構建一個更大的全球範圍內的反華聯盟，美國執政當局為圍堵中國而採取的一連串行動，進一步暴露了華盛頓對於大國地緣博弈的痴迷。回顧二戰以來的國際關係史，地緣政治動盪當然存在多方面原因，但美國因素無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為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很多時候和很多領域，都呈現“美國動則世界不得不跟着動”的反應模式。

大國關係一直是影響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重要變量之一。本屆美國政府自上台之初就開始渲染世界“已進入一個超級大國競爭時代”，過去幾年更是不斷挑動和推升大國間的地緣政治角逐，結果是導致大國關係和國際形勢的劇烈動盪與深層調整。有學者説，大國之間地緣政治博弈升級，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格局演變中最顯著的特徵。而這種局面的出現，與始作俑者美國的外交政策傳統以及全球化受挫緊密相關。

首先，固守地緣政治角逐理念和實踐，是美國處理大國外交政策時始終不變的主題。自1776年獨立至今，美國始終保持着不安於現狀的“憤青”行事風格，致力於對被其視為威脅的大國競爭者進行無情打擊。它在19世紀將俄羅斯、西班牙、法國驅逐出北美大陸，確立區域霸權地位；在20世紀參與全球政治後將蘇聯拉垮，確立全球霸權地位。冷戰後，美以大國為競爭對手的外交傳統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對當時選擇主動倒向西方的俄羅斯繼續展開打壓，將其隔絕於歐洲安全秩序重建進程之外。

對美國而言，其他大國無論內政如何改變，都難逃脱被認定為美國對手或敵人的宿命。美國從根本上缺乏一以貫之構建穩定大國關係的意願和傳統，而慣於以激進方式顛覆既有國際秩序。

蘇聯解體後，美國以“民主和平”論話語體系引導當時的俄羅斯領導人，使對方相信只要在國內推行西式民主化，就能與美國建立持久穩定關係。但冷酷的歷史現實表明，在當時俄羅斯“民主化”變為“混亂化”過程中，美國已成功將前華約國家納入美國針對俄羅斯搞地緣政治角逐的北約體系之內。原本以美俄歐大國穩定為前提塑造歐洲持久和平的積極願景，在冷戰結束後的10年內徹底破滅，針對大國的聯盟對抗格局明確定型。

美對俄這種“好話説盡、壞事做絕”的兩面性外交，當下又被用到中國身上。美國炮製“重建中國”“接觸失敗”等論調，都有為排擠中國爭取國內支持的用意。美國對大國競爭如此痴迷，以至於在反恐、應對金融危機等離不開大國合作的進程中，也始終沒放棄大國競逐的努力。俄羅斯為美國反恐戰爭提供過實質幫助，換來的卻是一輪又一輪的北約擴大。中國為紓解肇始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做出努力，換來的卻是美針對中國的“再平衡”戰略。在中美多維度、多領域的聯結紐帶已然形成之際，本屆美國政府卻在“中國佔美國便宜”的抱怨中尋求與中國“脱鈎”。不少學者擔心，這是華盛頓在為接下來挑動更激烈的地緣政治角逐做準備。

其次，全球化沒有根本削弱民族國家的疆界，反全球化逆流形成短暫勢頭，這成為大國地緣政治角逐進一步激化的催化劑。儘管當下全球化的大趨勢沒有變，但卻遭遇反全球化的回頭浪。如果資金、人員、信息、安全等全球化核心要素跨國流動和彙集發展順暢，那麼全球化將會沿着超民族國家方向發展，新安全觀共識將會出現，現有國家間極難解決的涉及主權或領土的相關紛爭，就可能在未來逐漸消解。然而反全球化勢力抬頭，帶來了大國角逐加劇的不良後果。

當下全球化受阻，較多國家內外政策呈民族化傾向，這導致國際紛爭議題一時無法在發展中解決，反而出現固化甚至惡化的趨勢。新冠疫情的影響可謂一個典型，國際社會各方合作應對疫情的迫切需求，正在遭受個別大國將抗疫問題“政治化”和“國家化”的困擾。全球化下諸如疫情、自然災難、恐怖主義等需要各國共同應對的重大挑戰，正在被大國之間的彼此指責所破壞。

確實，過去30年來全球化帶來的經濟普遍繁榮，某種程度上擱置或掩蓋了國家內部或各國之間的貧富懸殊、環境惡化、傳染性疾病擴散等眾多涉及人與自然的深層次難題。它們重新塑造着一些大國民眾對全球化的認識，同時也在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這為個別大國的政治精英投機式地鼓譟民族主義政策創造了條件，從而帶來民族國家間各種既有矛盾的凸顯和大國角逐加劇的後果。

大國地緣政治角逐的升級是當前各國必須面對的國際現實。穩步提升自身實力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塑造力量的新平衡，這是其他大國為應對美國等個別大國蓄意挑動地緣政治競爭而不得不採取的路徑。擁有實力更能獲得尊重，而缺乏實力很可能會被淘汰，也是各國從美國外交傳統中得到的深刻認識。（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