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精神的深厚意藴

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明確要求廣大科技工作者要“弘揚‘兩彈一星’精神，主動肩負起歷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學追求融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事業中去”。“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形成於20世紀50至70年代，是我國老一輩科學家在自主完成原子彈和氫彈爆炸、導彈飛行和人造衞星發射的過程中，自覺培育踐行的一種崇高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突出體現，是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中華民族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我們要科學把握“兩彈一星”精神的深厚意藴，使之煥發出更加燦爛的時代光芒。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是“兩彈一星”事業奮鬥者的共同追求和崇高境界，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和時代精神在新中國尖端技術領域的集中體現。

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深入骨子裏的血脈傳承，同樣深刻印記在以“兩彈一星”元勳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身上。在籌建新中國的新政協會議上，毛澤東同志發出的“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莊嚴宣告迅速傳遍世界，不少當初懷着“科學救國”夢想遠渡重洋、學有所成的科學家聞之振奮，毅然衝破重重阻撓、克服種種困難，放棄國外優厚條件，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投身經濟、文化和國防等方面的建設。“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成為時代最強音。據統計，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19位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從國外歸來的。錢學森、鄧稼先、王承書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為了回國，錢學森隱忍負重5年，歷盡波折，最終於1955年踏上回國的旅途。他曾滿懷深情地説：“科學沒有國界，可是，科學家有祖國。”錢學森的歸來讓中國“兩彈一星”研究進程顯著提速。

“兩彈一星”事業是輝煌的，又是神秘的。它的神秘，需要用無私的精神支撐，用奉獻的精神堅守。主持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鄧稼先比錢學森早回國5年。他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9天后，便謝絕了老師和同學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在北京外事部門召開的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從國外帶了什麼回來。他回答説：“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接受原子彈研製任務時，妻子許鹿希問他“去哪”“做什麼”“去多久”？因保密要求，他連續回答了三個“不能説”。此後他隱姓埋名，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8年的單身生活，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時，他率領研究人員迅速進入爆炸現場採樣，終因核放射性影響身患癌症，臨終時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死而無憾”。有着奇女子之稱的王承書，1956年與同為物理學家的丈夫張文裕一起歷盡艱難回國。面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她暗下決心：從零開始，我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熱情拼命工作！當這位在空氣動力學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科學家被問到能否重新開闢熱核聚變這一陌生領域、能否轉行從事高濃縮鈾研製工作、能否為國家的核事業隱姓埋名一輩子時，她的回答是三聲不假思索的“我願意”！從此，她告別丈夫與孩子，年過半百多次改行，一次次從零開始，用一生來踐行“我願意”的誓言。

“兩彈一星”事業的背後，有無數個這樣熱愛祖國的科學家在無私付出、默默奉獻。他們心有大我、至誠報國，把個人的理想與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把個人的志向與民族的振興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們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甘當無名英雄，在茫茫無際的戈壁荒原、在人煙稀少的深山峽谷，不計報酬、不辭辛勞，奉獻自己的青春與生命。當然，除了這些著名科學家以外，還有成千上萬與他們共同奮鬥、攻堅克難的普通建設者，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懷着舍家為國的共同心願，把熱血和汗水灑在茫茫戈壁上，灑在新中國國防事業的發展道路上。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們做不到”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是“兩彈一星”精神的實質，是“兩彈一星”偉大事業成功的根本保障。

“兩彈一星”事業是新中國在內有困難、外有壓力下，獨立自主從零起步的。這個困難，是經濟薄弱、技術落後、人才緊缺、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這個壓力，是帝國主義核壟斷、核威懾、核訛詐和超級大國封鎖威嚇、毀約撤援、百般刁難造成的壓力。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尖端科學技術幾乎空白。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叫囂：“如果不能安排停戰，美國將不再承擔不使用核武器的責任。”後來，美國又同蔣介石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提出假如台灣海峽安全受到威脅，他們有權使用原子彈。美國赤裸裸的核訛詐政策引起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我們也要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與此同時，他還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

在研製尖端武器的起步階段，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就清醒地認識到外部援助是有限的，因而自“兩彈一星”事業起步就明確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堅持不搞合作、不搞共有、不受制於人。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世上沒有救世主，唯有靠自己才能撐起核保護傘。隨着中蘇兩黨、兩國分歧的加深和關係的惡化，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技術協定、撤回全部專家、帶走全部資料、停止一切援助。這對於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的新中國來説，無異於雪上加霜。有些外國人幸災樂禍地斷言：中國的核工業已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核工業已“處於技術真空狀態”，中國“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困難是嚇不倒、擊不垮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在此危急關頭，毛澤東同志果斷決定：“自己動手，從頭做起來，準備用８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一大批科學家滿懷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赤誠與激情，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壓，發揚“天欲墮，賴以拄其間”的鬥爭精神，堅定地向科技高峯繼續挺進。他們在“春風不度”的戈壁灘上，冒高温、頂沙塵、住土屋、擠帳篷、喝鹹苦水，奮戰兩年多建起了導彈試驗基地。由於資料封鎖、設備簡陋，安裝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裏的精密零件的形狀和體積，是靠簡單手搖計算機甚至算盤計算出來的；溶解炸藥的實驗中所用的工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盆盆罐罐。為了研製一個新的型號、設計一個複雜精巧的工程結構、製作一個精密的元件或零組件，技術人員和工人們奮不顧身、嘔心瀝血、日夜奮戰。為了儘快得到重要核裝料——鈾，鈾礦勘查地質隊普遍開展土法煉鈾，幾個大桶裏裝上人工用鐵錘砸碎的礦石和腐蝕性強的硫酸、硝酸，用布袋過濾沉澱物。靠着這樣近乎原始的簡陋裝備，工人們在短時間內生產出了160多噸重鈾酸銨，為我國首次核試驗贏得了時間。

憑着這股幹勁、這股精神、這種熱情，我國於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後世界上又一個自行研製原子彈併成功實施核爆炸的國家。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的跨越，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而我們只用了2年多，這是核工業發展史上的奇蹟，是廣大科研人員和全體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結果。

大力協同、勇於登攀：“集中力量、形成拳頭，重點工程重點突破”

“大力協同、勇於登攀”是成就“兩彈一星”事業的重要保證，充分體現了依靠集體智慧協同攻關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兩彈一星”是新中國規模空前、高度綜合的科技工程，體系龐大、關涉眾多。在毛澤東同志“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下，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協同攻關，大大加速了“兩彈一星”研製進程。時任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的周恩來總理反覆強調，我們發展尖端事業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要發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要組織全國大力協同，從科研一開始就組織協作。要發揚風格，通用的技術不要保密，不要有門户之見，要擰成一股繩。於是，成千上萬的科學技術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後勤保障人員分工負責、通力合作、羣策羣力，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科研攻關協作網、大型試驗協作網、物資材料協作網，以最大限度調動有限的財力、物力和優秀人才，集中力量、形成拳頭，重點工程重點突破。據統計，全國先後有26個部（院），20個省區市包括10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參加攻關會戰。原子彈研製中的“九次計算”“草原大會戰”，氫彈原理突破中的“羣眾大討論”“上海百日攻堅戰”等，都是集體攻關、團結協作的結果，都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充分體現和成功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彈一星’成功，有賴於一批領軍人才，也有賴於我國強有力的組織系統。”就是靠着這樣強有力的組織系統，在1970年4月24日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東方紅一號”時，我們動用了全國近60%的通信線路，從試驗場區到各個觀察測控站，僅守衞通信線路的羣眾就多達60萬人。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形成的氣勢磅礴的強大合力，有效地解決了我國經濟科技基礎薄弱與發展尖端科技需求的矛盾。錢學森曾經深有感觸地説道：“中國過去沒有搞過大規模科學技術研究，‘兩彈’才是大規模的科學技術研究，那要幾千人、上萬人的協作，中國過去沒有。”“我們體會，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

時至今日，50多年過去了，“東方紅一號”仍在太空中飛行，“兩彈一星”精神也穿越時空，激勵鼓舞着我們不斷朝着科技強國和航天強國的目標前進。在新時代，我們要傳承好、發揚好“兩彈一星”精神，繼續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和奮鬥精神融入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鬥中，不斷走向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