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進：中亞國家轉型道路的得與失

10月15日，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熱恩別科夫宣佈辭職，這意味着現政權已經倒台。從10月4日以來，吉爾吉斯斯坦因為議會選舉“不公”出現政治動盪，選舉結果公佈當天，人們走上街頭，以暴力形式攻佔了總統和議會大樓以及其他重要國家機關，總統熱恩別科夫一度“失蹤”。經多方博弈，現任總理、議長和其他一些高官相繼辭職。

回顧吉爾吉斯斯坦獨立以來的歷史，相似一幕曾經反覆上演。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爆發所謂“鬱金香革命”，時任總統阿卡耶夫在形勢突變後第一時間出走他國，從而使反對派很快掌權。此後的吉爾吉斯斯坦似乎進入政治死循環。2010年，該國再次爆發“街頭革命”，“革命”以民選總統巴基耶夫再次狼狽出走國外和政權倒台而告終。後來吉爾吉斯斯坦通過改制，逐步走上總統議會制道路。政治精英們本以為新分權體制可能帶來“成熟民主”，確保國家政治生活走上法治化和正常化軌道。但此次議會選舉中被確證的賄選和其他舞弊行為再一次證明，吉爾吉斯斯坦仍未找到“成熟”道路。一方面，分權體制並沒有確保各派別政治家們按照公認的政治倫理或規則去獲取權力，另一方面，反對派很容易找到反對現政權的充分理由並在法律框架外進行暴力對抗。於是，混亂政局在所難免。

如果把視野放在整個中亞地區，吉爾吉斯斯坦的情況並非個例。儘管中亞各國國情存在很大差異，但是從政治視角看，它們都屬於蘇聯解體後獲得主權獨立並走向全面轉型的國家。其中，政治轉型始終與獨立國家的全面構建相伴相隨，中亞各國面臨選擇政治發展道路和模式的複雜挑戰。

首先，在中亞地區，部族政治、地域派別、裙帶關係和強人崇拜等傳統政治文化存在感很強。關鍵時期，真正對權力邏輯發揮作用的恰恰是這些傳統政治文化，而不是體現現代性的某種體制。

在這個階段，可能更加需要一個有智慧並具有高超政治操作能力的領導人來設計政治現代化道路，以確保民主有序推進並提供可預見性。如哈薩克斯坦所經歷的從納扎爾巴耶夫到託卡耶夫的政權延續模式，無論從經濟發展績效還是從政治穩定績效看，在中亞地區都是一面旗幟。而在吉爾吉斯斯坦，多黨制已經發展到無以復加並且不再是保證社會不同階層或人羣利益的政治手段。甚至一些政治家開始把政黨作為謀求私利獲得權力的工具。沒有像樣的黨綱，也沒有忠誠的信仰，每到政治選舉期，一些黨派領導人會為了私利隨意轉黨，或者分裂舊黨。顯然，當年被歐美讚譽為“中亞民主島”的吉爾吉斯斯坦還沒有完成具有真正現代民主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轉型。

其次，必須看到的是，轉型國家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領域，而忽略了更為重要的經濟改革，則政治改革很難獲得民眾支持。

吉爾吉斯斯坦獨立以來，經濟發展狀況一直不理想。2019年，吉人均國民總收入僅為1240美元，和2010年相比只增加了390美元。低迷經濟形勢下，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加之今年疫情下從國外返回的勞動移民大多處於失業狀態，社會不滿情緒持續增長，這是反對派發動街頭運動最大的社會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説，本次議會選舉導致的政權更迭，並非反對派精心謀劃，而是他們利用了民眾情緒順勢而為。

如果看相反的例子，中亞地區另外兩個大國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情形就非常不同。在哈薩克斯坦，無論是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執政時期，還是託卡耶夫總統新政，哈薩克斯坦始終把經濟和社會改革放在靠前位置。從《2030戰略》到《2050戰略》，經濟和社會改革始終是哈薩克斯坦領導人最重視的領域。2019年，哈薩克斯坦人均GDP初值高達9683美元，在整個獨聯體名列前茅。烏茲別克斯坦在米爾濟約耶夫總統執政之初就開啓了全面改革，改革領域也主要集中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民眾福祉是其改革主要目標。儘管其經濟數據沒有哈薩克斯坦亮眼，但是民眾社會福利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滿意程度令人矚目。較高水平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是哈、烏兩國保持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哈、烏兩國都面臨着各自的難題，它們的轉型之路也還遠稱不上成功。

不過，從這次吉爾吉斯斯坦政局演變過程，也能看到該國政治轉型進程中的某些進步。首先，國家元首面臨騷亂不再是拋棄職責跑路，確保了未來政局走向具備一定可控性。儘管熱恩別科夫“神秘失蹤”一段時間，但是局勢緩和後他很快現身並呼籲在法律框架內解決危機。其次，強力部門中立，執行了維持社會秩序、防止亂局擴大的職責。最後，沒有發生全國性暴亂，暴力被限制在一定範圍，而且精英們在認真討論如何在法治秩序下尋求新的權力分配格局。對轉型之路的探索，仍然任重道遠。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中亞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