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中美關係到丟棄幻想的時候了?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在11月3日舉行，當前的美國國內政治依然亂象叢生。特朗普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迅速出院，之後甚至威脅要對中國“追責”。不管大選結果如何，醫治特朗普政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傷害，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無法迴避的話題。但誰來醫治已經嚴重受傷、受損和受挫的中美關係，這個話題同樣沉重。

衝突背後的結構因素

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給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空前挑戰。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經濟萎縮了近15%。這是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全球經濟最大幅度的下降。

面對新冠疫情，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本來應該同舟共濟、加強團結、共同推動全球抗疫合作。然而，特朗普政府和美國一些政治精英卻將新冠大流行視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決定性時刻，更是擔心疫情會加速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使得國際間的力量對比出現有利於中國的實質性變化。為此，美國的政治精英拼命地想要在疫情期間打壓中國。中美衝突從貿易戰、媒體戰、科技戰，擴大到了外交戰、人才戰。美國違背WTO的基本原則，對近300家中國企業進行制裁，對華為、字節跳動、微信發出封禁威脅，甚至將孔子學院定性為“外國政府機構”。

這些做法旨在實質性地斷絕中國大型企業與美國市場和科技創新之間的聯繫，謀求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大幅度削弱中國與美國學術機構的聯繫。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政策聲明更是無視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中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基本歷史，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蠻橫地拋棄了中美關係近50年來發展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彼此尊重各自現狀”的政治原則。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離新冷戰確實只有“一步之遙”。

今年2月特朗普在國情諮文中曾躊躇滿志地宣告，他讓“偉大美國迴歸”。其信心來自於今年1月美國的失業率是40年來最低點。但也由於特朗普把疫情稱為“大號流感”，並一心只是盯着大選，讓美國新冠疫情的處置鬆懈輕慢。今天美國的疫情、社情、政情、經情已經讓特朗普在大選中失去了之前的優勢。於是，特朗普政府不僅在疫情上對中國持續“甩鍋”，更是瘋狂地對中國實施“疫情報復”。

更為危險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下頻頻在西太平洋採取對華加強軍事挑釁和軍事威脅的諸多舉動，妄圖激化美中對抗，將“中國話題”變成可以讓自己凝聚美國國內共識、超越政黨和社會分裂、進一步實行強制性國內施政措施的“中國危機”。隨着大選日臨近到明年1月20日政府權力交接，美國國內分裂越是沉重，特朗普政府打壓中國越不會停手。

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既是特朗普個性使然，同時又是美國國內反華鷹派想要趁機全面“打疼”中國的邏輯使然。疫情帶來美國國內反華、仇華、嫌華等社會情緒的上升，更是讓對華強硬、鬥狠近乎成為普遍的“政治正確”性主張。作為美國在野黨的民主黨，也在2020年黨綱中就涉台問題刪掉了此前一直堅持的“一中政策”字眼。拜登競選團隊在中國政策表述上也開始“不甘示弱”。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與彭斯的辯論中，刻意迴避了主持人提出的中國究竟是“敵人”、還是“競爭者”的話題。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拜登在11月3日美國大選中獲勝，中美關係未來想要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弱。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我們已經回不到過去了。美國因素或許是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最大的外部環境因素。中美關係的質變，對未來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需要我們及時、清醒與合理地思考和應對。我們對中美關係不得不丟棄幻想。

首先，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美國政府所強調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基於認可兩國不同制度、接受中美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的現實，並對中國崛起多少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兼容”。這樣的美國，對中國而言可能不會存在了。

其次，之前的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放鬆對中國的戰略盯防和戰略警惕，但至少在台灣問題上堅持“一中政策”，在南海問題上不主動介入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紛爭，美國更大程度上是東亞“美國式秩序”的維護者。今後，以實施印太戰略為推手，美國將全面干預中國的周邊關係，孤立、分化和遏制中國已經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目標。

第三，之前的美國政府強調中美商業利益、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共同價值，中美關係中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成為兩國對持續合作、共同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基礎。但今天，“去中國化”將會在美國各條戰線延續。將中國的科技創新和製造業壓制在中低端，阻止中國科技創新和製造業走向中高端，將是美國旨在重新拉大與中國力量對比差距的核心環節。

特朗普政府執政不到四年，中國作為美國“頭號戰略競爭者”的概念已經前所未有地實體化了。美國對中國的“變臉”既是美國單極霸權缺乏有效權力制衡的結果，更反映了國際關係中“權力政治”的醜陋。

謀求“強合作、弱對抗”

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放鬆對穩定、改善和管控中美關係的努力，更不能拋棄重新促成中美“既競爭又合作、既衝突又交往”的複雜性大國關係的想象與追求。中美關係仍然可以在雙方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的共同努力下，摒棄“分道揚鑣”的新冷戰對抗模式，降低“弱合作、強對抗”的可能性，增強和保證“強合作、弱對抗”的未來關係的理想願景。這不僅最大限度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更是中國作為崛起大國對世界和平、合作與繁榮需要承諾的大國擔當。

21世紀全球性議題，疫情、環境惡化、恐怖主義與極端勢力等，依然是人類社會必須合作才能應對的共同挑戰。大國競爭所產生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儘管可能難以擺脱，但21世紀的大國政治需要展示21世紀人類的智慧、信心和良知。特朗普政府當前的頹勢已經證明，鬥狠與自私自利的霸權利益護持，即便在美國民眾中也不會真正贏得持久的支持。中美兩國誰能在今後真實地代表國際社會嚮往自由、開放、合作繁榮的共同心聲，誰就將在大國競爭的競技場上笑到最後。（作者是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