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漫談】貝寧高等教育助推減貧：如何借鑑中國經驗

【作者：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團隊 】

一般來講，扶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任何一個政府的艱鉅任務。這種挑戰在發展中國家來説，更為突出，因為這涉及到絕大多數人口。近幾十年來，非洲國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政策，旨在促進教育、衞生、獲得水、勞動力市場機會和其他提高生活質量的因素。雖然大多數國家至少在其中一個領域取得了進展，但進展還不夠(AfDB, 2016,p.36)。非洲開發銀行在其2016年年度發展實效審查中所作的發言反映了非洲政策目標、設計和執行之間的廣闊前景和差異。與許多非洲國家一樣，貝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戰略。但它仍然是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這意味着絕大多數人是窮人。正如世界銀行和開發計劃署所認為的那樣，貧窮是由於缺乏和獲得資產、經濟增長不足或不適當以及治理不善造成的。

長期以來，脱貧政策所面臨的一項艱鉅任務是明確界定貧困和繪製貧困人口圖。從詞源上講，“poverty/poor”（貧窮）一詞來源於拉丁語“pover或pauper”（窮苦） 一詞，意思是“一無所獲”；它指的是牲畜和農田無產量或產量少（Westover, 2008）。從歷史的角度看，18世紀法國的“pauvres”（貧民）與“indigents”（十分窮民）之 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前者在作物歉收或對臨時農業勞動力需求低時經歷了季節性   貧困。後者由於身體和精神不好、意外事故、年齡或酗酒而長期貧窮。政策的中心目標是支持貧民區，防止他們變得貧窮”。在當代，人們認為貧窮與其持續時間不太相符，而與其根據人類基本需要界定的嚴重程度相符。其中包括：營養食品、衣物、住 房、清潔水、衞生服務、教育等。因此，需求可分為“基本生存需求”（主要是食物、清潔水、住房和衣物）和“反映社區普遍生活水平的需求”（基本生存需求的臨界水    平，衞生服務、教育等）。

可見，政策似乎是消除貧窮的一個重要變量。印度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

（AmartyaSen）、巴基斯坦馬布卜·烏爾哈克（人類發展指數發明家 MahbubulHaq）、孟加拉國諾貝爾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馬丁·拉瓦利昂（MartinRavallion）、尼日利亞人伊曼紐爾·巴洛貢（EmmanuelD. Balogun）、美國經濟學家莫莉·奧漢斯基（MollieOrgansky）等研究人員，幾十年來一直在研究如何衡量貧困，以及哪些政策可以幫助適當地與貧困作鬥爭。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際上對貧困的理解和衡量，也影響了國家的運行。

貝寧自1990年開始民主化進程以來，制定了數十項國家減貧戰略。儘管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到 2017 年提高了 48%，但其 HDI 到2018 年在 185 個國家中仍排在第 163位，被列為“ 低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UNDP, p.300）。因此，如此多的戰略和方案能否有效地幫助人們擺脱貧困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尤其在53%人口居住的農村地區（世界銀行，2018）。農村地區的減貧似乎是該國任何發展戰略的首要部分。

在過去十年中，貝寧的收入貧困率（以購買力平均每天 1.9 美元的門檻值）從2007 年的 33.3%上升到 2011 年的36.2%，到 2015 年上升到 40.1%，到 2018 年又上升到 46.4%。當我們考慮 30 年前幾乎同一水平的國家，例如中國的許多成功案例時，貝寧的貧困問題顯得更為突出。 

如果説高等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領頭羊之一的話，那麼人民的生活條件未能得到很明顯地改善，是否説明該國家的高等教育對扶貧工作也無能為力呢？那麼，被多數人認為在扶貧方面有不少成功經驗可借鑑的中國，是否對貝寧這樣的國家有啓發的作用，換句話説，貝寧高教在減貧領域能學到中國什麼？

本文的主要假設為“高等教育與減貧有直接的關係”，結合貝寧減貧相關研究，

總結歸納探索貝寧四所國立大學在扶貧減貧方面的功能,並在此基礎上，針對如何借鑑中國發揮高等教育在貝寧脱貧減貧中的作用，提出幾點啓示。

一、高等教育與減貧研究

正如盧卡斯（Lukas, 1993, p.270）所説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人力資本——知識的積累，各國生活水平差異的主要來源是人力資本的差異。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非洲國傢什麼程度的教育值得更多關注，一直引起激烈的爭論。基於教育對私人和社會的回報，部分專家建議非洲國家以犧牲高等教育為代價支持初等教育，因為前者的社會回報被認為遠遠低於後者。因此，國際發展機構一直鼓勵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將教育支出集中在小學和基本職業技能上。他們認為大學提供較低的公共投資回報率，並以窮人為代價使精英受益。

不過，近年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高等教育體系是減貧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高教體系中那些應對地方和國家發展挑戰所需要的技術創新者和研究人員。只是需要三個關鍵因素的結合，否則高等教育不會對各國的發展產生真正的影響。首先，為了公共利益，大學必須作為一個連貫系統的一部分共同運作。第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必須公平，並允許來自弱勢背景的有才華的學生入學。第三，教學、研究和社區參與必須滿足地方和國家的主要發展需要。但鑑於大學目前的發展方向，這三個因素都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全球高等教育的兩大趨勢正在挑戰這些假設：商業化和“分拆”——傳統校園大學的逐漸解體。商業化已經影響到大學運營的方方面面，從“成本分擔”或引入學費，到為私營部門提供諮詢和校園服務的商業外包。鑑於世界各地對大學公共資金的緊縮，很少有地方不大力鼓勵大學將其活動商業化。皮爾森（Pearson）認為，“分拆”是指傳統大學的職能組合被分離出來的過程，可能導致我們所知的大學的解體。

然而，1998年 10 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框架內通過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確指出：應特別注意高等教育對社會的服務作用，特別是重視高等教育在那些旨在消除貧窮、不容忍、暴力、文盲、飢餓、環境退化和疾病的活動的作用，以及那些旨在發展和平的活動，可通過跨學科和跨學科的方法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作用。

二、貝寧國立大學與減貧

（一）國立大學的使命和資源

貝寧共有四所國立大學：兩所綜合性大學（阿波美卡拉維大學“UAC”和帕拉庫大學“UP”）和兩所專科大學（國立農業大學和國立科學與技術大學）。2001 年 9 月通過並於2006 年 3 月修改的總統令規定了兩所綜合性大學的任務如下：為貝寧、非洲和世界的經濟、社會、知識和文化發展需要培訓專業人員；參與基礎和應用科學研究的發展；幫助為國民經濟提供必要的動力-確保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繫；確保教育和研究與生產之間的連貫性；確保促進和加強培訓與發展和職業生活的要求相符；發展教育和研究基礎設施；通過培訓和研究機構與企業在國家和國際一級的積極合作，促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技術發展；促進員工對科學和技術等不同領域的進步意識和把握。（《2001 年 9 月 18 日關於在貝寧共和國設立兩所國立大學的第 2001-365 號法令； 2006 年 3 月 16 日關於在貝寧共和國設立和組織兩所國立大學的第 2006-107 號法令》）。

設立國立農業大學的法令在以上使命精神的基礎上，強調了該大學的任務：培訓人力資源，以滿足貝寧、非洲和世界的經濟、社會、知識和文化發展需要；通過培訓和研究單位與企業在國家和國際兩級的積極合作，促進國家科技發展和創新；協助制定和評估國家農業政策和戰略；在部門部委和農業機構中發揮支持和諮詢作用；發展教育和研究基礎設施；促進員工對其不同農業和半農業活動部門的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掌握；通過利用國家語言作為知識工具，在科學上促進、評價和推廣研究成果和本土知識；為公共和私人培訓機構制定農業培訓課程；確保科學、專業、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基礎教育和繼續教育；提供符合勞動力市場需要並考慮到國家、區域和全球情況的培訓。

阿波美卡拉維大學（UAC）於 2018 年 11 月份通過了“戰略計劃（2018-2023）” 文件。其總體目標是“促進以專業化、本土知識、創新和創造附加價值觀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為了達到目標，該大學將採取四項發展措施，其中包括：確保公平和高質量的教育；促進優質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以促進發展；使大學間和機構間合作促進 UAC 的發展；改善 UAC 的治理和領導。

人們可能會合理地問，這些引人注目的目標和理想與實際現實之間的最終相互作用是什麼？

首先，值得強調的是，貝寧的創新系統和大學研究至今還沒有明確的地位，而且大學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沒有充分融入其國家研究、創新和生產系統。這很明顯地影響到國家對大學研究的認識和有效的財務支持。高教部 2019 年的財政預算中的研究費用，共撥了 10.3 億西非法郎（約 170 萬美元），佔該部預算的 1.7%或者國家預算的 0.055%。從這裏就能推出高教始終在減貧戰略中能起到什麼樣的實際作用。

（二）國立大學在減貧戰略中的作用

眾所周知，貝寧在起草文件、立法、規章、戰略等方面非常出色，但很難達到預期的結果。主要原因在兩個方面：一是起草文件缺乏連貫性，即一旦換屆，戰略就不一樣；二是實踐環節非常弱。在減貧戰略方面，自從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國家從一黨制走向多黨制的西方化民主制度以來，先後通過了十餘份戰略文件。這些減貧戰略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 1990 年至 2007 年，主要為：1992年為減輕結構調整計劃的社會壓力而推 動的 “ 社會緊急行動計劃”（PASU）；1994年的“發展戰略中的社會因素”（SDSD）；1996年的“人口政策宣言”；1997年的“最低社會需求”（MSC），即教育、衞生服務、能力加強、糧食安全和農村道路的修復等需求的保障；1998年通過的“國家定向計劃1998-2002年”（PON ）；2000年通過的“貝寧長期發展前景研究”（或“前景 2025”）（Alafia 2025）；2002 年的“減貧戰略文件2003-2005 年”（DSRP） 。

第二階段是從 2007 年至 2015 年，主要包括“以增長推動減貧戰略”系列，即2006-2011 年和 2011-2015 年。國家從 2000 年執行的發展戰略中也納入了千年發展目標。

第三階段是從 2015 年至今，主要是持續發展目標主導的戰略，其核心點為“國家發展計劃 2018-2025 年”（PND）。

令人矚目的是，雖然這些戰略都多多少少提到了大學在發展中的作用，不過都沒有給出具體的地位。這與教科文組織非洲地區教育辦事處在 1986 年研究貝寧教育體系中指出傳授知識方與環境的關係不佳的思想是符合的。雖然説戰略的目的是培養出能夠適應貝寧社會不斷變化的需要的專業人員，但不幸的是，這種戰略變化是由國際科學發展主導而不是人民的實際需要決定的。換言之，按照戰略規劃高等教育確實參與了科學研究，但它似乎並不參與對這項研究結果的利用，或者更確切地説，該結果並未被用於人民的需求。

最近，貝寧和大多數非洲國家都在就大學在發展中的地位進行激烈的辯論。政府——大學——產業關係（三螺旋線），即大學的社會經濟角色正在構思中。因此，人們認為，三螺旋線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框架，從中可以對國立大學在社會發展上的功能進行分析。可以結合地區信息化、智慧化、信息產業基礎等整體發展水平的特點，探索政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實現政府、高校與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有利於助力貧困地區形成自我發展的能力，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三重螺旋被認為是不現實和狹隘的，因為它不能反映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生產能力不均衡可能在於非正規部門主導的經濟活動。因此，人們指出將通過大學採用社區創新體系（Community Innovation System），結合小企業和技術激勵措施，最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能夠直接與人口中較貧窮部分接觸。

可見，一些高教實體如國立農業大學和阿波美卡拉維大學的農業科學院，在過去或者正在實施與農村地區有關的具體項目中，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例如，在阿波美卡拉威前校長Sinsin（Brice Sinsin）教授的領導下，應用生態學實驗室完成了令人矚目的研究項目。例如：貝寧耐昆蟲高產量牛肉品種的發展，以農村初級保健為基礎的可持續自然資源管理，貧困與發展：非洲的理論和經驗數據，牧場、氣候和健康項目，人類活動和氣候變異對貝寧自然資源和沿海帶畜牧系統的綜合影響（2015-2018 年）等等。

儘管如此，因為缺乏宏觀策略框架會抑制任何這些項目有享有廣泛意義和可持續的影響。此外，大學與鄉鎮脱離的另一種現象是，大多數畢業於農業科學和農業專家都在城市工作，都注重辦公室工作，而不是在農業地區工作。理論與實踐的脱節在某種意義上也不利於高校在減貧中發揮作用。

三、借鑑中國經驗發揮高校減貧作用

消除貧困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和需要解決的重大難題。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説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在過去的 30 年裏，發展迅速，擺脱了貧困。中國是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是消除貧困的典範、全球減貧的主要貢獻者。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脱貧，形成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脱貧攻堅中國方案，開創了中國脱貧攻堅的新局面。從黨政領導，建立了黨政一把手扶貧工作責任制，到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構建起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脱貧攻堅大格局，堅持扶貧與扶智相結合，不斷激發脱貧攻堅對象的內生動力，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脱貧。

2019年 1 月 15 日在貝寧科托努舉行的中國貝寧發展問題首屆學術討論會（CCBD1）的題目是：“中國和貝寧在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方面的經驗：政府應如何行動？”這是在中國駐貝寧大使館和國家計劃與發展部的主持下，貝寧阿波美卡拉維大學孔子學院和計劃與發展部社會變革觀察所共同組織的項目。專題討論會的主要目的便是讓參與者學習中國在減貧方面的一些經驗。中國駐貝寧大使彭驚濤以“改善貝寧人的生活條件：與中國合作的作用”為主題介紹了中國在歷史上經歷的經濟演變。在討論會結束時，所有與會者都同意，貝寧在消除貧困的鬥爭中仍然有比較長的路要走，各社會主體也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從上所述，貝寧高校在助力當地脱貧所起作用極有限，因為兩個“缺乏”：一是缺乏對貧困區的聯合行動，高校及研究所只限制於其具體的研究對象，沒有納入到更宏觀的框架之內；二是缺乏資金，從高等教育部預算中的研究部分就可以得出，高校或研究所沒有外部支持，就很難生存下去。結合中國高校在減貧中發揮的作用及經驗，有利於推動貝寧高教減貧，針對如何借鑑中國在貝寧脱貧減貧中發揮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校的作用，提出以下幾點啓示：

第一，重視人才培養。人才培養是高校的主體功能，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和如何培養人才，是高校需要面對、思索與完成的基本命題。貝寧的歷史與現狀表明，人才瓶頸對貝寧發展的制約愈加凸顯。學生和畢業生是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的重要社會引擎。貝寧高校應注重勞動力市場需求，按需提供培養項目、技能培訓以提升學生技能水平，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技術思維和創業能力，重視技能型人才的培養，以確保畢業生的就業能力，鼓勵學生創業。

第二，發揮“思想庫”作用。貧困是一個複雜而綜合的社會現象，是從多方面、多維度展示出來的，很難通過高等教育解決所有類型的貧困。但在知識型社會中，可基於知識的創新型活動、知識傳播及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等方式達到多渠道、多維度的減貧。貝寧高校應以問題為導向，圍繞國家減貧重大戰略需求，產出脱貧減貧政策思想、提供脱貧減貧政策方案、發揮決策諮詢作用，充分展現“智囊團”功能，為貝寧脱貧注入智慧源泉。

第三，強化校地、校企合作。多部門共同參與、協同治理社會發展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重要思想。貝寧高校具有人才、資源等多方面優勢，是區域發展的載體，有必要將高等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和減貧中的作用置於區域內，凝聚社會扶貧合力：一方面，加強高校與當地社區、企業等的合作，通過高等教育適應特定地理空間的經濟發展特徵形式，形成區域創新系統，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校區的拓展、新校區的建立，為當地帶來新的商業、財富和就業機會，助力減貧脱貧。

第四，加強國際合作與學習。加強國際、校際間的合作，是推動貝寧的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舉措。貝寧高校可與其他國家高校如中國在合作開展科學研究、教師培訓、學術訪問、貝寧留學生培養、共同開發課程和聯合培養研究生等領域達成加強交流與合作的共識，並在今後一段時間的合作中，以達成的共識為指導原則，全面開展雙方的合作，並着力強化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提升科研及培養高素質人才的能力，為國家減貧提供更強的支撐作用。

貧困問題是個世界性難題，是影響貝寧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反貧困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一項歷史任務。同樣，高等教育是人力資本成立的重要投資形式，它有可能成為非洲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George Epah Fonkeng& Augustin Ntembe, 2009, p.234）。正如Jeffrey D. Sachs （2005,p.3）所説的，有些事情是大學能做的，而其他機構做不到。其實，教育是一個多層面的過程，它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通過提高生產力來減少貧困。一個國家生活水平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它在開發和利用技能和知識，促進健康和教育其大多數人口方面的成功與否。貧困與教育和經濟增長有着密切的關係。

高校要想成功地促進減貧和發展，服務社會，就必須為公共利益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研究，並與當地社區接觸，因地制宜地發展。在消除貧困的艱難歷程中，貝寧需借鑑中國經驗，取長補短，更需要根據本國的國情與文化，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案。

（作者：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團隊,執筆人：吉尤姆·穆穆尼(Guillaume Moumouni)、田沛佳（公共管理學院）；【西非漫談】2020 年第十九期，總第二十期。整理：譚夢涵，供稿：趙蜀蓉）

中心簡介：

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成立於 2017年 4月，是由電子科技大學與加納大學、加納海岸角大學、加納行政管理學院、加納温尼巴教育大學、加納發展大學共同籌建  的特色研究中心。中心依託公共管理學院，由趙蜀蓉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西非研究中心的成立， 是電子科技大學踐行“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電子科技大學構建國際化跨學科研究體系、打造新型高端“智庫”的有益探索。中心將立足於電子科技大學學科與國際交流優勢，着眼於西非國家發展的現實問題和需求，以留學生人才培養為基礎，搭建高水平的國際學術交流平台，發佈研究課題，開展聯合研究，為我國及西非國家提供高水平智庫服務。

中心的目標和任務：

西非研究中心將聯合加納 5 所高校成員單位、電子科技大學西非校友會和加納中華工商總會，着力於打造集留學生人才培養基地、學術交流平台、西非研究智庫為一體的“1+1+1”中非合作新模式，即：

1.構建一個人才培養基地。中心將協助拓展來華留學生的西非生源， 豐富電子科技大學本科、博士、碩士多層次留學生培養體系;開展西非海外幹部培訓、師資培訓、定製化ICT與工程培訓、學生暑期實踐項目等，致力於構建集學歷教育、在職培訓、實訓實踐為一體的多元化、特色化的海外人才培訓基地。

2.搭建一個學術、文化交流平台。通過定期舉辦“西非論壇”等國際性學術會議、中非友誼·學術文化交流月，推廣文化資源 3D平台海外落地展項目、中國-西非國際產學研合作項目，中心將致力於搭建集學術、人文、科技等多領域的中非交流和合作平台，提高我國高校、企業在非影響力，提升文化軟實力。

3.建立一個西非研究智庫。中心將結合成員單位的學科優勢、研究特色，加強與加納“伊曼尼政策教育中心”(全球智庫排名 113)、“統計、社會和經濟研究院”(全球智庫排名 164)等西非智庫組織合作，加強聯合研究， 發佈、承接研究課題，為我國政府及西非國家提供政策諮詢，並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西非智庫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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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吉尤姆·穆穆尼(Guillaume Moumouni)，貝寧籍，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國際關係專業， 就職於貝寧國立大學任助理教授， 受聘於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員(2020.04)。自 1995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本科畢業以來，穆穆尼博士先後擔任中國企業的翻譯、公關，總統特別顧問兼亞太區推廣原助理、中企合夥人、企業副總裁、中非關係研究員、第三屆中非論壇北京峯會文藝晚會主持人、貝寧留華協會會長等。南非國際問題學院(SouthAfrican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Affairs) 海外副研究員， 上海師範大學訪問學者。發表十餘篇關於中非關係的文章和二十餘篇會議論文， 並在會議上宣讀(包括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2018 年非洲論壇、第十三屆公共管理國際會議西非研究分論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