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基因的秦漢形成期

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基因的思考，有必要注意——“基因”之形成併產生影響是值得深思的歷史現象，對於其動態的過程，不宜作簡單的、凝定的、偏執的理解。考察中國文化基因的歷史形成，應當注意秦漢時期的文化樣態及其主要特徵和基本風格對此後文化史的前導性及規範性作用。秦漢時期是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期。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區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外來文化等多種文化元素的作用。而大一統政治格局對於中國文化基因的大致構成以及歷史作用的實現有重要意義。另外，由於歷史文化條件的複雜，文化基因的變異是可能的。

“閎放”風格與文化基因的早期形成

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的融並。新石器時代遺存的考古收穫，使得我們對於遠古文化的多元及多源的複雜性有所認識。《禹貢》“九州”説，是對不同風格區域文化的體現。李學勤在《東周與秦代文明》中劃分了七個“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經歷戰國時期的兼併戰爭，這些“文化圈”的形態和規模有所變化，區域文化風格也發生了歷史演進。例如秦佔有巴蜀，巴蜀實現了對秦文化的認同。而楚人征服吳越，在客觀上也實現了楚文化的擴張。“説楚文化影響所及達到半個中國，並非誇張之詞。”李學勤指出，“隨之而來的，是秦文化的傳佈。秦兼併列國，建立統一的秦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後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成為意識形態的主導。齊魯文化因行政力量的作用形成了非常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大致在漢武帝時代，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融並而一。以“漢”為代表性符號，以“輝煌的漢代文化”為時代標誌的文化體系出現在世界東方，並顯現了長久影響後世的基本風格。

北胡南越及其他民族文化的歷史作用。秦始皇實現統一，有北河經營和南海置郡的重要戰略動作，使得秦朝版圖超過了兼併六國的空間規模。而北胡和南越及其他非中原民族的文化因子，也因統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影響了中土文化。西漢長安宮廷生活中有“胡巫”“越巫”的活躍表現。“胡騎”“越騎”也成建制地編列在漢家主力部隊甚至近衞部隊中。金曰磾這樣的匈奴王族子弟在漢武帝身邊得到重用。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戰爭本身”“是一種經常的交往形式”。中原王朝與匈奴的戰爭，與南越的戰爭，與羌的戰爭，與烏桓的戰爭，都實現着這種“交往”。匈奴的騎射技術、進攻節奏和機動性對漢朝軍團有積極的影響。在物質文化層面，胡越及其他民族的影響也介入了中原民族的生產和生活。

絲綢之路交通與東西文化交流。在張騫之前，已經有草原和海洋兩條主要路徑溝通了中原文化與域外的聯繫。經秦而漢，張騫“鑿空”，絲綢之路得以正式開通。簡牘資料多有漢王朝使團遠行及來自西方諸國的“使”與“客”入境的記錄。“胡賈”“胡商”的活躍，對於當時中國內地市場有激活的作用，也加速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商品流通。外域文化影響中國最為典型的例證，是佛教的傳入和普及。佛教自漢代傳入後，全面影響了中國社會意識。

魯迅曾經盛讚“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氣魄深沈雄大”。他從藝術史展開的論説，其實也涉及我們民族文化基因的一種主流特徵。在秦漢時期表現非常突出的這一文化風格，使得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社會風尚都呈現具有時代個性的積極、寬懷的特點。這使得其他文化因子也融入中國文化的歷史壯流之中，成為這條浩蕩長河奔湧的浪花。

大一統格局與文化基因的主要特徵

秦漢大一統政體確定之後，在所謂“天下和平”“各安其宇”的政治格局中，“器械一量，同書文字”“匡飭異俗”“遠邇同度”這些有利於經濟流通和文化融合的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條件建設，成為行政目標。秦王朝繼承了秦文化在西北少數民族影響下較少為禮教拘束、比較急進暴烈的特徵。所謂“秦戎翟之教”“秦與戎翟同俗”等説法，指出了這一傳統。秦文化的另一特點，是實用主義的傾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言東方文化“迂大而閎辯”，秦文化則風格大異，體現出對“功用”直接急切的追求。秦始皇焚書，醫學、數術之學以及農學等有實用價值的著作並不禁燬。事後他就此有這樣的言辭：“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早先秦昭襄王與荀子對話，就曾經説：“儒無益於人之國。”《韓非子·顯學》強調：“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秦代這一鄙視理論思辨和文化教育的風格在漢代得以撥正，但對“實用”原則的堅持，在社會文化的許多層面得以長久繼承。

漢代大一統後，應時代需求，對先秦文化成就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全新的解説。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提升了儒學的地位，這一文化史走向的重大變化影響中國社會兩千年之久。東漢儒學教育的普及，強化了其社會影響。“仁義”宣傳成為正統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學者之言”通過政論和史論的形式，在有的歷史條件下曾經發生影響。儒學雖然佔據了主要教育資源，但是漢代童子“入小學”，童蒙教育即包括“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是關於天時的知識，“五方”是關於地理的知識，“計”是數學能力培育。《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會稽典錄》説王充“為兒童”，“七歲教書數”。也包括了“數”。柳詒徵曾經説，“漢時小學，兼重書算。《漢書·律曆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蓋仍周代保氏教‘六書九數’之法。故漢人多通算學。”王充等人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貢獻，可以説明漢代教育為中國文化基因中科學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條件。

文化基因變異的可能

文化史進程中事態百變，曲折莫測。歷史長河，有“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河面，也有高峽險灘，如大河砥柱“激石雲洄，澴波怒溢”的情景。除了暴動、篡奪、侵滅、災變導致的社會動盪之外，其他重大事件的發生，也可能衝擊原有秩序，而文化傳統也會遭遇破除。所謂“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王風一淪變，民俗日呰窳”等，都是對歷史文化演變的感嘆。

文化基因的變異，有些可以理解為“頹壞”“淪變”，有些也體現出歷史的進步。五四運動前後較早覺醒的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與積極變革以求救亡的革命意識有內在的關聯。他們對專制政治、國民麻木性情等方面的批判，也是一種積極的反抗。當然，這種以“變”適應新的世界潮流的追求，也是能夠在中國文化基因最初的構成內容，如《周易》所謂“乾道變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理念與志向表達中，發現原生根由的。

總之，考察、理解並説明中國文化基因，有必要就先秦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相關文化現象進行基礎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