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王徐苗：美國攪局，WTO改革舉步維艱

世貿組織(WTO)新總幹事人選的最後一輪磋商27日結束。國際輿論普遍期待最終確定的新總幹事能為困境中的WTO帶來改革和前進的動力。但至少從目前情況看，現實依然骨感，尤其美國的阻撓和破壞依然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就在不久前的WTO總理事會上，美方提交兩份提案，一份是關於取消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享受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另一份則與“市場導向條件”有關，目的是推動將美國國內歧視性的貿易救濟規則多邊化，矛頭同樣直指中國。

對美方陳詞濫調的挑釁，中國代表當場嚴厲回擊，除了重申成員國就發展中國家的分類標準進行無休止的辯論毫無意義，更對美方一貫高舉高打的“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進行徹底解剖：在現行16個WTO協定的155個“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中，至少105條過於寬泛且不具可操作性；剩餘50條中，還有至少25條為過渡期或技術援助條款。換句話説，現有協定中直接關乎成員權利和義務的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只有25條。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實際能享受的“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更只有8個。因此，美國動輒拿上述條款説事，實則是濫用規則解釋力霸權。

在WTO改革的困局中，為何美國一直盯住“特殊與差別待遇”議題不放？美方認為，中方自加入WTO之後在貿易規模、規則適應與全球價值鏈提升、產業競爭力和綜合國力方面的發展成就突出，這大大超出美國預期。如今，中國成為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核心和首屈一指的出口大國，將來有可能全球財富的配置與資產定價中心也會轉移到中國，況且中國正在積極推動區域乃至全球貿易規則的改革。按照美國邏輯，正是美國給予了中國“特殊和差別待遇”，才使中國獲得不對稱的貿易競爭優勢。因此美國現在要求中國放棄發展中國家身份，以發達國家身份參與WTO，並將製造業的關税水平削減至發達國家水平，消除在服務業、商品和農業等領域的非關税壁壘。只有中國做到這些，才是對美國長期以來“無私幫助”的基本回報。

另一方面，美國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後，在最大限度受益於“特殊與差別待遇”的同時，並未採用具有美國範式特徵的市場經濟體制。儘管美國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對自己訂立的市場經濟標準也是選擇性地執行。事實上，美國對本國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強度甚至在某些方面遠超中國。以農業為例，2016年美國的人均農業補貼分別是中國、巴西、印度的70倍、176倍和267倍。在工業和技術領域，美國不僅長期密切關注主要或潛在競爭對手在工業領域的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而且一旦發現競爭對手出現能對美國形成威脅的市場實體，立即啓動各種打壓。例如美國以中國在美投資與發展的高科技企業對其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由，已對多家中企進行事先無預警的打壓或發佈最後通牒，癱瘓乃至定點清除在美國市場有一定影響並對美方同業構成重大挑戰的企業。目的在於通過製造全球化時代的超級白色恐怖，消除任何現實或潛在競爭對手對美國的威脅，確保美國始終保持對競爭對手的代際優勢。

如果中國按照美國關於市場經濟的標準改造本國經濟體系和運行機制，放棄做大做強本國企業，放棄支持本國企業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力的努力，那麼中企的下場只有一個，就是遲早淪為同行業美企的附庸。

WTO當然亟待改革，這也是國際社會對新總幹事寄予厚望的原因。但其改革方向應當是在增強組織的有效性、權威性和爭端解決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爭取國際力量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

在接下來的WTO改革進程中，中美作為最具實力的參與主體，需要彼此拿出高度的智慧來求解分歧。中國當然會堅持底線與原則，比如要求取消美國在投資安全審查和反壟斷審查中對特定國家企業的歧視，要求美國減少乃至杜絕濫用出口管制措施，但同時也在展現適當的靈活性，目的在於防止WTO運行機制“休克”，防止中美經濟與貿易聯繫全面“脱軌”，探討中美在WTO改革方面可能的合作區間。

另一方面，在WTO改革問題上，中國既與歐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存在分歧，也在反對美國單邊主義問題上有一定共識。這是中國與上述經濟體開展建設性合作的重要基礎。此外，中國同印度、巴西、俄羅斯以及廣大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在WTO改革議題上的合作大於分歧。中國既要最大限度團結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堅定維護髮展中成員應有的合法權益，也要在條件允許時主動降低關税税率，尤其通過對消費領域進行結構性降關税，實現中國與WTO成員的互贏，展現東方大國在處理複雜問題上特有的智慧。(作者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華東政法學院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