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經：“任務模式”將重塑工作與教育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隨着工業化的進展，世界各地的人們從農業時代不需要教育經歷的日常勞作，逐步轉向現代化工作模式。人們普遍接受普及性教育，其中一部分在完成中學課程後繼續進入大學或職業培訓機構深造，學習某種“專業”。以專業能力為基礎，人們入職公司，成為公司員工，工作日去單位上班。一些人在公司之間不斷跳槽，但更為普遍的心理預期是，在待遇過得去的機構中長久穩定地工作。

新冠疫情動搖了這種傳統的工作模式，但更為重要的推動力來自於全球化與互聯網的影響。近日《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發表專欄文章闡述了自己的觀察：一場疫情觸發的“創造性毀滅”正在進行，人們的工作性質、工作場所、勞動力受教育的方式都將發生大變化。

弗裏德曼的預言並非危言聳聽。我們可以發現，因疫情而被迫選擇在家辦公成就了一場大規模的“測試”，其結果證明，允許海量員工在家工作是可行的，網絡基礎設施可以提供技術支持，員工往來通勤時間大幅減少，在5G、AR、VR等新技術幫助下，在家工作的效率有望出現大幅提升。硅谷的一些著名IT公司已經接受員工“永久”在家工作，雖然中國目前對這一方式的接受程度還不是太高，但毫無疑問是可以明確的趨勢預期。

數字化技術帶來了另一個趨勢：外包。人們通過網絡傳輸工作成果，也用數字技術對海量人羣的工作關係與任務進行整合分派。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只是在做一份工作，卻沒有公司的歸屬感。例如2019年中國外賣騎手超過700萬，網約車司機更是超過1000萬，這些人雖然有平台的標識，卻並非平台公司的員工，只是根據某種服務契約在工作。從模式上來説，這類工作是完成某一個任務，獲取一定收入，契約隨時可以終止，非常零散和碎片化。所有人做的都是單一任務，不需要與公司有更多聯繫，也不需要層級管理，只需接收機器指令。以前在勞動市場接零散打工活的普通勞動者，尚且需要接受僱主的口頭指令，起碼有個臨時的僱傭關係，而數字化時代的外包已經變成機器系統來主導工作流程了。

隨着工作流程日益被數字化高效梳理，越來越多的公司工作將成為可以外包的“任務”。可以預期，在送外賣、開車這類較為一般性的技能之後，會有更多複雜的技能工種加入平台。越來越多的人將像外賣騎手一樣，進入“系統”找“任務”賺取收入，而不是選擇入職某個公司。極端情況下，一些往常需要公司重度參與的經濟事件，會被完全分解為各類工作任務，資金流通將不再需要公司的存在。例如有人需要某種複雜的藝術設計，以前會找公司，今後也許只要上平台發佈任務，就能自動完成。

這個模式對人們的教育模式也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以往人們在入職公司時，即使入職後乾的工作與其教育背景沒有直接關係，依然需要接受公司對教育背景的嚴格評估。入職門檻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學歷，因此人們才對學歷教育極端重視。但是在任務模式下，教育背景的作用會發生實質性轉變。人們只要能在平台完成任務，就能獲得收入，任務沒有教育門檻，或僅存在象徵性的門檻，教育背景對完成任務會有幫助，但最終是實踐説話，有學歷的不一定行，沒學歷的不一定不行。

“任務模式”對人們的影響是雙重的，既提供了機會，又構成了持續學習的壓力。現代社會提供了海量的開放學習機會，人們不需要考入大學等機構，就可以學會一些複雜技能，如製作一款手機App。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快速進步，普通人在傳統教育和公司模式下學到的技能會受到雙重挑戰：一種是機器，一種是變成平台任務，不再需要專職的員工。

可以肯定，許多人即使在工作以後，也將自覺不自覺地不斷學習。一些原本已掌握的技能會被機器取代，一些工作因為流程改變而換給成本更低更合適的人去做。未來社會，人們比過去更有機會去學習各種技能，也將面對更大的技能學習壓力，不管是否喜歡。（作者是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