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超級全球化受挫，新型全球化開啓

20世紀90年初開啓的這一輪現代全球化，因開放程度之高、經濟增速之快、覆蓋經濟體之廣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被稱之為“超級全球化”。但目前這種超級全球化正遭遇巨大的挫折。所謂“去全球化”“去中國化”“去供應鏈”不僅發生在全球貿易與投資層面，也同時發生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層面。超級全球化時期的國際格局和經濟秩序正在被打破和重構，各種力量錯綜複雜，而且充滿了戰略博弈。

從一組數據上，可以看到超級全球化呈現出收縮倒退之勢。全球人均GDP增速在1990年至2001年為2.7%，2001年至2008年快速升至8.8%，2008年至2019年維持在2%左右。未來5至10年，這一速度可能會降至2%以下。超級全球化在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助推下所形成的綜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應鏈管理格局自2009年以來處於收縮態勢，新冠疫情加速了這一勢頭。

這種收縮和倒退的背後是什麼？另一組數據，即中國GDP佔美國經濟比重的曲線演變，給了我們強烈的啓示。1990年美國GDP全球佔比是26.4%，中國只佔1.75%，中國GDP相當於美國的6.62%；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科技股泡沫破滅並爆發“9·11”事件，中國GDP佔美國經濟的比重升至12.66%；到了2009年，這一比重則上升至35.31%；到2019年，美國GDP全球佔比下降到了24.75%，中國則上升到了16.59%，中國GDP已相當於美國的67%。

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教授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論”,認為試圖打破民族國家制度界限的超級全球化,壓縮了國內政策空間,將導致全球化退潮。其理論框架提示我們，當世界各國面對開放和創新，不斷讓渡本國經濟和政治主權的時候，承接這種主權讓渡的全球治理架構出現了巨大赤字。

美國國內有一部分輿論認為，美國倡導並推動了現代全球化，卻沒有充分享受到紅利，反而在全球經濟大開放中，讓中國成了最大受益者，這些人內心充滿失落，開始篤定全球化秩序、全球化規則已出現問題，中國依靠所謂“搭便車”，採取“不公平競爭”搶佔了美國在全球化中應得的紅利。

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絕不能坐等“吃虧”，它要改變全球秩序和治理架構。一方面，它以“美國優先”為由挑起貿易戰，要求世界主要經濟體向美國讓渡利益，同時又以所謂對等開放、公平貿易的方式要求重塑世界秩序，否則就以“退羣”相要挾，搞單邊主義。

基於這種心理，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伊始，奧巴馬政府就已着手另起爐灶推動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試圖以美國規則為範本為全球秩序重新建章立制，同時將中國踢出重塑全球規則體系的進程，讓中國被迫二次加入多邊規則體系。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後，將“去中國化”的政策意圖進一步擴大化，矛頭所向不光是中國，還包括美國其他主要的貿易伙伴，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成為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

美國當下的對外政策不只是單一的“去中國化”，而是將“去全球化”置於其上，“去中國化”成為美國“去全球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戰略意圖下，美國開始四處出擊，日本、韓國、德國、加拿大、墨西哥都成為美國對等開放、公平貿易、“美國優先”的“制裁對象”。按美國的要求，美國有多開放，這些國家就必須有多開放，以美國標準、規則、制度為全球秩序建章立制。但以美國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處於同一規則下的各國勢必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處於下風。

而美國的“去全球化”與“去中國化”用意又存在明顯差別。“去全球化”是基於規則的傳統自由貿易與基於對等的現代公平貿易之爭。前者基於市場經濟、多邊規則、共同利益，後者基於美國優先、美國規則和美國利益。核心是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不願再承擔全球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責任。

而“去中國化”的實質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爭。美國為鞏固其全球霸權，永遠佔據世界第一的戰略思想。先是加徵關税重點打擊來華投資的外資企業，要把供應鏈打出中國。而後發動科技戰，將華為中興等企業納入“實體清單”，再將博弈重心引向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是出於競爭策略而非博弈初衷。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國如何應對？今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近收官，即將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打造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為一個新時代開局。

面向未來，中國要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一方面，中國將積極建設和利用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完整產業體系優勢，提升國內供給、需求、投入、產出、分配、循環的效率，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另一方面，中國決不是在構建封閉的國內循環系統，也不是在參與國際大循環基礎上向國內經濟延伸，更不是在新形勢下采取與世界經濟主動“脱鈎”的行為，而是繼續推動現代全球化前行。在確保國內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動創新全球化、服務全球化、數字全球化、人文全球化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而言，超級全球化倒退是一個基本事實，新型全球化前行僅僅是一個開始，中國的全球化應深耕東亞生產網絡，推動東亞生產方式轉型；應聚焦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紮實推進“五通”建設，探索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合作機制，推進開放包容的全球化前行；應加強與美歐生產網絡的全方位合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者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