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德國外交需克服三大戰略誤判

美國大選馬上到來，德國外長馬斯日前不失時機地在德媒發文，表達改善歐美關係的迫切希望。他在文中説歐洲“除了美國沒有更負責任的安全政策夥伴”，並稱與歐洲緊密合作有利於美國應對其最大戰略挑戰者中國。馬斯還説，德國將在美國大選後向白宮新主人提出“構建跨大西洋新議程”的建議。給人的印象是，馬斯外長正迫不及待以投入美國懷抱的方式拉着美國掀起一場針對中國的行動。

四年前美國大選時，馬斯也表達過類似期待，但過去四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來自柏林的誠意很不領情，德美關係跌入二戰以來的最低谷。四年後的今天，馬斯再表心願，還要為美國獻計獻策，以表明德國和歐洲對美國的有用性。但事實是，他的急迫願望未來四年還是不大可能實現，原因是其對德國自身和世界格局的諸多戰略誤判。

三大戰略誤判

誤判之一是，希圖依賴除了美國之外再無其他選擇的基礎構建歐洲“獨立自主”外交安全政策，實際是把自己推進戰略的自相矛盾之中，在這種外交和安全政策空中樓閣裏很難避免繼續的搖擺不定。

誤判之二是，認為冷戰結束和德國統一是兩大社會制度之間政治價值競爭的結果，因此就想大力推廣自己視為普遍真理的價值體系。須知，德國統一本質上是兩個德國和東西兩大集團社會活力與經濟實力之間競爭的體現。

誤判之三是，把經濟充滿活力並對德國、歐洲乃至世界經濟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視為制度競爭者甚至防範對手，這意味着以馬斯文章為代表的判斷已嚴重脱離經濟社會現實，缺乏戰略前瞻。

莫再固守意識形態情結

在對美關係上，美國可以説是德國二戰後命運的主導者，而習慣被美國主導也是統一之後德國外交的政策主線和深層心理支撐，這被一些德國戰略家定義為德國和歐洲安全的“再保險”。冷戰後三十年，這一格局沒有根本變化，這就不難理解德國在外交和安全上對美國的歷史和現實依賴。

但德國睿智的戰略家們也看到，美國全球一超地位面臨世界力量格局鉅變和國內各類矛盾聚合裂變的空前衝擊，日趨自顧已是必然。指望白宮易主能給德美關係帶來美好轉機，只是一種浪漫的預想。

對美國而言，德國實際是其在歐洲實現、鞏固和擴展美國利益的戰略性工具，德國學者對此看得非常清楚。30年前美國在列強中力排眾議支持兩德統一以及德國統一後的歐盟東擴，並非出於高尚的道德考慮，而是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周全謀劃，是把德國作為美方擴大在歐利益和勢力範圍、對抗俄羅斯的排頭兵。而德國任何與美國利益相悖、與俄羅斯接近與合作的行動，都是美國不能容忍的，“北溪-2”項目僅是其中一例。

在德國戰後發展上，德國統一和今天在歐洲乃至國際上的地位，根本上是經濟實力之功，而非某些懷有意識形態情結的政治精英詮釋的那樣，是“西方制度”“西方價值”的勝利。

新近披露的歷史資料鮮明展現出，經濟實力是讓當時分裂的兩個德國在歷史關鍵時刻走到一起的決定因素之一。1990年夏，兩德統一被提上議事日程。蘇聯的態度是決定性的，而彼時的超級大國蘇聯在經濟和財政上已近崩潰。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科爾總理按莫斯科的要求派遣顧問送去50億馬克貸款，以解蘇聯燃眉之急。在此後的高加索會談中，聯邦德國也給蘇聯開了鉅額支票。這些被稱為有關德國統一談判“一攬子戰略”的組成部分。從經濟學角度看，德國能夠走向統一，一定程度上就是經濟交易的結果。

接下來，民主德國併入聯邦德國並由後者主導統一，雖是政治問題，但根本上也是經濟問題，是聯邦德國經濟實力的“政治兑現”，而非某種形而上的價值體系的勝利。德國未來的發展以及能否在歐洲和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依舊取決於經濟實力，取決於民眾的福祉與社會和諧穩定，這是檢驗政治價值的標準，而非相反。

在對華關係上，德國外交戰略的制定者應該看到中國體制的根本是讓民眾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辦好自己的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是目標所向。這決定了中國在對外關係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為各國共同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不輸出政治制度，不搞意識形態對抗。

有德國學者指出，中國在短短40多年間使8億人脱貧，為世界經濟貢獻超過30%的增長，不僅成為政治強國也成為經濟和科技強國，這是歷史罕見的現象。一個淺顯邏輯是，實現上述發展積累了巨大經濟實力，其中當然體現着制度優勢。也因此，一些學者呼籲歐洲政治精英尊重中國的發展，不要總頑固地想着用自己的制度和懷着殖民時期遺留的優越感去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

談到所謂“新冷戰”，顯而易見，當今中國與冷戰時的蘇聯截然不同。蘇聯採取制度輸出和軍事對峙的擴張性政策，最終在經濟衰敗中瓦解。但現在的問題是：究竟誰在像蘇聯那樣試圖輸出價值和制度，又是誰在推動安全戰略對抗？顯然不是中國，而答案是誰也再清楚不過了。

在中德間，經貿和政治關係空前緊密，民間和學術交往也十分頻繁，中德早已是相互深度依存的夥伴。柏林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弗拉策最近指出，中國是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的火車頭，這對經濟實力多半源自國際貿易的德國至關重要。他的判斷在經濟學家中有普遍性，已是當前的常識。德國外交應意識到，中德關係的良好局面是珍貴的，因此應從戰略高度繼續提升這一“優先夥伴關係”，增進理解廣交朋友，而非跟隨美國甚至推動美歐面向中國尋找制度對手。

破解“雙層公共汽車”魔咒

德國是一個湧現過眾多人文大家的國度，德國曆史上的政治精英們也不乏對於世界政治的雄心。德國的哲學至今仍在世界文明之林閃光，而德國推行世界政治的歷程卻給自己、給歐洲乃至全人類留下過悲痛記憶。人文精神和政治雄心何以產生如此強烈的分裂，這樣的問題被一再提出。

著名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在《德國人：一個民族的雙重歷史》一書中寫道：“這個國家的歷史就像一輛雙層公共汽車，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發展道路，上面一層乘客極目遠眺，飽覽旖旎風光，但不能影響汽車的行駛方向，因為坐在下層掌握方向盤的司機根本無暇顧及他們。”現如今，德國在歐洲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塑造國際政治的聲音越來越響，這讓人們看到德國世界政治的雄心再現，也祝願德國這次能夠破解“雙層公共汽車”的歷史魔咒。歷史經驗已在反覆告誡，建立在對自我和世界格局誤讀誤判基礎上的戰略，很難實現“對內和諧、對外和平”的理想。至於對華政策，我們可以修改一下馬斯外長的話：如何正確認識中國和正確塑造中德、中歐關係，考驗着德國外交智慧和未來。目前，德國正竭力推動歐盟出台一致的對華政策，這樣的政策基調應該是建設性的。而克服各種戰略誤判，是這種建設性的基礎。（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