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評線】京彩好評：以中國製度優勢持續激發“規劃紅利”
中國“十四五”新佈局引發世界熱議。26日至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中國未來5年乃至15年的發展擘畫了藍圖。
“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張張時間表路線圖前後相續、有機銜接，對不同發展階段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針對性的戰略部署。工農業建設、科教興國、創新發展……在時代命題的轉換中，中國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這也讓“五年規劃”成為各方解讀“中國之治”的重要索引：為什麼中國選擇以此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又如何支撐了這一制度的有效運行？
中國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傳統，“思而有備，行而有成”更是一種深刻的民族文化基因。自古以來，在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然條件與發展水平千差萬別的大國，無論治世安民，還是抗災禦敵，都需要舉眾人之力求長遠之功，都需要從整體角度出發統籌協調縱橫捭闔。中華文明雖歷經磨難，仍綿延數千年未曾中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中國人對“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高度認同，對“大勢”“大局”“大計”的高度重視。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借鑑傳統、科學謀劃，以“五年計劃”的制度設計打開了發展新局。周密系統的長遠規劃，不僅在社會化大生產中發揮了統籌協調的作用，也讓中國穿過了幾十年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風雨雨，一步步穩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這個道理不光中國人明白。但為何只有中國充分釋放了“規劃紅利”？依靠的還是我們獨特的制度優勢。眾所周知，所謂規劃自是立足當下、着眼未來，這暗含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這才能做很長期的事情。在政黨“輪流坐莊”、黨爭壓倒一切的西方國家，不僅各黨派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且往往是新人不理舊賬，政策幾年一翻篇。這樣的政治特性既無法確保規劃出以公心，又會因執政黨更迭導致任何規劃都趕不上變化。
而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效避免了多黨惡性競爭的弊端，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拋開私利計算，以戰略眼光審視大勢大局，同時開門問策、集思廣益，最大程度確保規劃兼顧公義和科學。對此，有人形象地指出：當別人都在搞“拳擊賽”的時候，中國正一棒接一棒地跑着歷史的“接力賽”。
為政之道，憂無策，更憂有良策而不落實。就規劃而言，落實環節至少有兩大挑戰：如何應對規劃與實際的錯配，怎樣實現規劃的執行到位。就前者而言，“鄭人買履”“刻舟求劍”式的呆板僵化，或大包大攬、事無鉅細地進行微觀管理，都必然束縛市場本身活力。
從“十一五”起，我們國家將“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不介入微觀經濟活動，不干預市場主體自由選擇。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進行公共事務治理，這是中國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和發展。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已超越了蘇聯模式，也超越了西方模式，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長期發展的道路。這種持續調試優化並始終追求效率的新型國家規劃，不但對中國發展有重要意義，對世界各國探索21世紀規劃也有借鑑意義。
與此同時，強大的國家目標實現能力是中國體制的又一大特徵。有人曾感慨，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標只是傳達一種願望和態度，很多僅僅是選舉時的噱頭和“畫餅”，而中國是一個言出必行的國家，一旦制定了目標，就會信守承諾，直至最後完成。
就“五年規劃”來説，制定後就要開始工作分工，條條上按照部門進行分解，塊塊上逐級層層分解，時間上逐年分解。規劃目標分解後，則建立約束性指標考核制度，將約束性指標納入各地區各部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和績效考核，並將若干重點指標納入各地區領導幹部的政績考核。既具備科學規劃的能力，又具備執行規劃的能力，使“五年規劃”與中國製度優勢相輔相成，推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不斷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獨立和安全。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承上啓下的歷史關頭，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發展環境也經歷着深刻變化，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十四五”規劃的建議勾勒的發展藍圖，總結了改革成功經驗，集中了全黨全社會智慧，體現了億萬人民意願，是破解我國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科學決策。
舟循川則遊速，人順路則不迷。“中國‘十四五’的宏偉目標，如果成功實現，那將是驚人的成就。”網友的留言，道出了無數人的期待。我們有理由相信，繼續以中國製度優勢激發“規劃紅利”，“中國號”巨輪一定能乘長風破萬里浪。
中國“十四五”新佈局引發世界熱議。26日至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中國未來5年乃至15年的發展擘畫了藍圖。
“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張張時間表路線圖前後相續、有機銜接，對不同發展階段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針對性的戰略部署。工農業建設、科教興國、創新發展……在時代命題的轉換中，中國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這也讓“五年規劃”成為各方解讀“中國之治”的重要索引：為什麼中國選擇以此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又如何支撐了這一制度的有效運行？
中國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傳統，“思而有備，行而有成”更是一種深刻的民族文化基因。自古以來，在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然條件與發展水平千差萬別的大國，無論治世安民，還是抗災禦敵，都需要舉眾人之力求長遠之功，都需要從整體角度出發統籌協調縱橫捭闔。中華文明雖歷經磨難，仍綿延數千年未曾中斷，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中國人對“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高度認同，對“大勢”“大局”“大計”的高度重視。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借鑑傳統、科學謀劃，以“五年計劃”的制度設計打開了發展新局。周密系統的長遠規劃，不僅在社會化大生產中發揮了統籌協調的作用，也讓中國穿過了幾十年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風雨雨，一步步穩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這個道理不光中國人明白。但為何只有中國充分釋放了“規劃紅利”？依靠的還是我們獨特的制度優勢。眾所周知，所謂規劃自是立足當下、着眼未來，這暗含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這才能做很長期的事情。在政黨“輪流坐莊”、黨爭壓倒一切的西方國家，不僅各黨派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且往往是新人不理舊賬，政策幾年一翻篇。這樣的政治特性既無法確保規劃出以公心，又會因執政黨更迭導致任何規劃都趕不上變化。
而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效避免了多黨惡性競爭的弊端，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拋開私利計算，以戰略眼光審視大勢大局，同時開門問策、集思廣益，最大程度確保規劃兼顧公義和科學。對此，有人形象地指出：當別人都在搞“拳擊賽”的時候，中國正一棒接一棒地跑着歷史的“接力賽”。
為政之道，憂無策，更憂有良策而不落實。就規劃而言，落實環節至少有兩大挑戰：如何應對規劃與實際的錯配，怎樣實現規劃的執行到位。就前者而言，“鄭人買履”“刻舟求劍”式的呆板僵化，或大包大攬、事無鉅細地進行微觀管理，都必然束縛市場本身活力。
從“十一五”起，我們國家將“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不介入微觀經濟活動，不干預市場主體自由選擇。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進行公共事務治理，這是中國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和發展。改革開放的中國道路已超越了蘇聯模式，也超越了西方模式，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長期發展的道路。這種持續調試優化並始終追求效率的新型國家規劃，不但對中國發展有重要意義，對世界各國探索21世紀規劃也有借鑑意義。
與此同時，強大的國家目標實現能力是中國體制的又一大特徵。有人曾感慨，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標只是傳達一種願望和態度，很多僅僅是選舉時的噱頭和“畫餅”，而中國是一個言出必行的國家，一旦制定了目標，就會信守承諾，直至最後完成。
就“五年規劃”來説，制定後就要開始工作分工，條條上按照部門進行分解，塊塊上逐級層層分解，時間上逐年分解。規劃目標分解後，則建立約束性指標考核制度，將約束性指標納入各地區各部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和績效考核，並將若干重點指標納入各地區領導幹部的政績考核。既具備科學規劃的能力，又具備執行規劃的能力，使“五年規劃”與中國製度優勢相輔相成，推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不斷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獨立和安全。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承上啓下的歷史關頭，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發展環境也經歷着深刻變化，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十四五”規劃的建議勾勒的發展藍圖，總結了改革成功經驗，集中了全黨全社會智慧，體現了億萬人民意願，是破解我國發展面臨的矛盾問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科學決策。
舟循川則遊速，人順路則不迷。“中國‘十四五’的宏偉目標，如果成功實現，那將是驚人的成就。”網友的留言，道出了無數人的期待。我們有理由相信，繼續以中國製度優勢激發“規劃紅利”，“中國號”巨輪一定能乘長風破萬里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