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豐：基礎研究投入支撐強科技戰略

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要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在二〇三五年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不僅再次明確十九大提出的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任務，而且還提出科技實力大幅躍升，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的新要求，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由此可以看出科技創新對未來中國發展將具備前所未有的重要影響。

當前，制約我國科技創新的一個明顯短板是基礎研究不強，導致重大原創成果不夠，這也是核心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導致基礎研究不強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研究經費中用於基礎研究的部分較少。2019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1335.6億元，佔研究與發展（R&D）經費比重達到6.03%，是歷史上首次突破6%。而歐美國家的比例多年來保持在15%-20%。

政府是我國基礎研究的主要投入方。2019年基礎研究的投入中，政府財政性投入資金822.52億元，佔比達到61.58%，中央政府基礎研究資金699.1億元（104.5億美元），佔政府基礎研究經費的85%左右。而美國聯邦政府的2018財年，聯邦政府R&D總經費預計投入1177億美元，其中基礎研究289.4億美元。2019年中國的GDP為美國的67%，而中央政府基礎研究投入只佔美國聯邦政府相應投入的36%左右。

可以考慮加大中央政府對基礎研究的經費支持，一方面作為中央政府科技支出的主要分配和使用者，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對基礎研究的支持非常關鍵，2019年，科技部公佈的461.3億元科技支出中，基礎研究經費為15.2億元，而中國科學院科技支出中基礎研究佔45.9%。同時，對於作為國家基礎研究的主要資助方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需要隨着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加大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在一些關鍵的短板領域，比如疫情中暴露的疾病防治和醫療方面，可考慮設立專門資助醫學與健康的機構——中國衞生研究院（中國的NIH），每年統籌醫學和健康方面的研究經費。這樣可以跳出傳統的資助方式。另外，我國論證很多年終於開始建設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國家實驗室，對其經費可考慮規定基礎研究在其中所佔的比例。

2019年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佔國家財政科技支出的比例為61.1%，這一比例早已大於中央政府，但在總基礎研究經費中地方政府的投入比例較低。就連R&D經費過千億元人民幣的廣東、江蘇、浙江和山東，其基礎研究經費佔R&D經費比重也就只有3%左右，比國家總的比例還低很多。2019年全國有20個省市自治區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佔GDP比重）達不到2%，這是一般創新型國家研發投入的底線。更關鍵的是有8個省市自治區達不到1%（20年前的我國R&D經費投入強度平均水平）。這與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的要求不相符，與現代化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支撐的期望差距較大。

因此，對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以及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比例可根據不同情況在考核中作適當要求。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設立省市自然科學基金，建設地方實驗室、創新平台等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關鍵是地方政府通過學習貫徹十九屆五中全會的精神，切實認識到科技創新，尤其是基礎研究對當地未來的長遠作用。支持基礎研究不僅僅是中央的工作，地方的現代化建設也離不開基礎研究。

2019年工業企業R&D經費達13971.1億元，投入強度（與營業收入之比）為1.32%。這個數字也不高，美國企業在2015年即達到1.84%。企業研發投入不僅總體量少，而且在投入方向上問題也比較突出，用於基礎研究的經費太少。2019年全國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經費為50.8億元人民幣，僅佔企業R&D經費0.36%，佔全國基礎研究總經費的3.8%。而2012年美國企業提供的基礎研究經費為170億美元，是中國企業投入的近20倍，佔美國基礎研究經費的21.33%。

現在，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備受關注，可是企業不但研發投入強度不高，而且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少得可憐，這如何能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應該説這幾年中國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對科技研發越來越重視，但是如若不在基礎研究上加大投入，想引領發展，突破“卡脖子”的技術限制是極其困難的。另外，中國基礎研究經費長期投入過低，僅僅靠政府增加，不調動企業這個科技經費投入主體的積極性，也不可能實現願景。

因此，建議可考慮繼續完善實施對企業科研經費税前加計扣除（175%），對國有企業不僅做業績考核，也可以有創新方面的考核要求。另外，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使企業真正認識到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最重要推動力也非常關鍵。

針對基礎研究存在的問題，需持之以恆加強基礎研究，建立多種形式的投入渠道，讓中央、地方、企業和社會都能重視基礎研究，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持續投入和穩定支持，打牢科技創新的基礎，使科技創新真正能夠成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支撐。（作者是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