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崢嶸：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跑偏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社會遭受一波又一波強烈衝擊，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自我反思越來越多。2020年新冠疫情重創世界，西方社會也正承受不堪之重。困境之下，西方在政策、制度、法律以及思想等領域均掀起反思浪潮。在這其中，作為冷戰後主導西方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繼續成為“落水狗”，遭到各方痛剿。

新自由主義深刻影響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西方經濟政策調整，主張小政府、大社會，核心要義是所謂全面徹底的市場化，它集中體現在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當政時採取的大規模減税和私有化舉措。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西方模式一時風頭無二，新自由主義思想走向國際，西方國家形成所謂“華盛頓共識”，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以提供應急援助和貸款為條件，要求接受國按照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模式和私有化方針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但實踐證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國內外均遭遇重大失敗。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看，減税、私有化、放鬆金融管制等政策助長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脱離，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獨大，導致財富進一步向極少數人集中，中產階層隊伍收縮，貧富差距拉大。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看來，在私有化浪潮下，政府作為嚴重不足，環境保護、醫療健康等公共品提供力不從心。西方世界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矛盾重重，舉步維艱。這些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根源於新自由主義政策。

從國際來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按照新自由主義原則進行國內改革和結構調整的不少發展中國家，並沒出現“華盛頓共識”所承諾的經濟繁榮和發展，面臨的卻是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收入下降、貧富差距擴大等。特別是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根據西方世界的意志，依照西方世界的經驗，要求受援國進行緊縮性財政金融改革，這加劇了危機的傷害。廣泛的不良後果迫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反思新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開始抵制和批判“華盛頓共識”，最終導致“華盛頓共識”的終結。

而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高漲之際，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的惡果，也在讓發達國家民眾普遍感覺自己是受害者。他們不但痛恨本國金融資本，而且將怒火撒向所謂“奪走”他們工作的外國人和新移民。結果就是各國經濟民族主義代替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發展遭到強大逆風。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引燃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造成國內國際新的緊張。西方世界出現不同程度的右翼掌權態勢，左翼進入蟄伏期。民粹盛行，政治極化，人羣加緊以種族、宗教、文化劃界，極端思想和言行四處流竄，社會高度分裂、分化，雖不至於爆發內戰，但隨時可能引發騷亂。西方主要大國借新自由主義失盡人心，一意將世界拖進“大國競爭”時代，奉行本國優先，將全球主義和全球化打成貶義詞，四處挑起貿易戰，推行經濟霸凌，製造地緣政治對抗，破壞國際秩序。

新冠疫情發生後，東西方應對疫情效能形成強烈對比，再次引燃西方一些學者的怒火，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達到新高潮。比如美國學者喬姆斯基就認為，新冠病毒危機根自巨大的市場失敗。今年2月舉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以“西方缺失”為主題，總結了自由主義的失敗：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惠及精英階層，卻讓西方許多中產階層尤其工薪階層付出代價。金融和經濟危機及其影響，動搖了人們對新自由主義模式優越性的信任。

疫情進一步凸現西方政策失效、制度失靈、思想破產，圍繞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也進一步走向混亂。繼共和黨之後，美國民主黨也拋棄了新自由主義，但其理由卻讓中國“躺槍”。美國兩黨都有人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幫了中國，中國正利用貿易和經濟關係作為“外交武器”。更有美國政治人物表示，美國貿易官員已將新自由主義的教義徹底內部化，以至於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增加美企進入亞洲市場的機會就對美國會有好處——即使這樣做不會給美國創造任何就業機會，也不會增加任何税收。

言下之意，正是中國的健康快速發展“迫使”西方必須拋棄新自由主義。但問題在於，美國以拋棄新自由主義為名，實際推行的是諸多破壞國際經濟和貿易自由的措施，這套東西不僅破壞性巨大，而且長期來講根本行不通。曾斷言新自由主義為“歷史終結”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疫情發生後正式承認新自由主義已經死亡。但在反思甚至正式宣判新自由主義死亡後，部分西方大國似乎仍走在一條歪路上。

對中國來説，新自由主義這隻落水狗跟不跟着打其實不重要。西方的反省、反思、批判是一種常態，新自由主義脱胎於古典自由主義，針對的是主張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永恆話題，自由主義思想不會因為當前遭遇重重圍剿就此銷聲匿跡，而會在適當時機捲土重來。有沒有出路、能不能找到出路遠未可知。而現在各種的向中國甩鍋，無非顯示其言行已陷入混亂。

站在中國立場，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充分肯定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更好發揮宏觀調解作用。強大深厚市場與有為政府，相互配合，各司其職。我們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一制度和相關體制機制建設。對於新自由主義中藴含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論”，要警惕其不良影響。同時，其倡導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等，是正處在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中的中國支持的合理成分。（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